央企新聞發言人“高危”的背后
2月20日，國務院國資委向社會公布了2012年中央企業新聞發言人信息，這是繼去年首次公布新聞發言人信息之后，再次公布有關信息。
此次公布的央企新聞發言人聯絡表令人耳目一新，除新聞發言人姓名、辦公電話外，工作手機、傳真及郵箱等多種聯系方式，一應俱全。
頗有意味的是，面對國資委此番大力度舉動，公眾未及品頭論足，倒是國資委某未具名人士先開了腔。據報道，這位國資委相關負責人說，新聞發言人是一項高危行業，由于語言表達能力以及個人素質的差距，有時可能會被斷章取義，也希望媒體及社會各界給予包容和理解。
此語一出，質疑聲不絕于耳，“高危”一詞也成了網友們調侃與開涮的“佐料”。一位網友發問：央企發言人是高危行業，請問，中國還有安全的行業嗎？還有網友稱，發言人是替央企護短的，你當然說是高危行業了。
實際上，國資委與公眾關于央企新聞發言人“高危”之論的紛爭，十分耐人尋味。它如同一枚試紙，顯現的是當下央企與公眾輿論相互間的雙重信任缺失。
一方面，國資委的央企新聞發言人“高危論”，透著對公眾、媒體的不信任感，生怕一發言就被斷章取義，被懷疑猜忌，以至令央企蒙冤受屈。
另一方面，公眾、媒體對央企新聞發言人的不信任更勝一籌。自去年始，央企新聞發言人聯絡表一出來，就有媒體不斷打電話、發信息、約采訪，用意在對央企新聞發言人敏感度、執行力進行測試，“74%的央企新聞發言人的手機或座機有人接聽。但也存在電話無法接通、郵件沒有回復，少數電話接聽者存在推諉敷衍甚至態度不好的情況”，這樣的報道不時見諸報端。
在相互猜度防范間，一語不和，硝煙四起。由此看來，在這件事上，“高危”的不是央企新聞發言人，而是“信任高危”。
我國國有企業經歷了艱難的改革歷程，近20年來，央企不斷做大做強。2011年，中央企業主要經濟指標創歷史新高。
國有企業的資產實質上屬于國家、屬于全體國民。按說，賺錢多了，家底殷實了，全民都高興。之所以出現“央企利潤大增惹來非議”的現象，其實，公眾非議的不是業績增，而是央企的利潤、紅利如何分配？壟斷堅冰如何打破？社會責任如何履行？
誠如國資委人士所言，中央企業大多處于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社會影響面大，公眾關注度高。
期待之切，則責之深。央企的一舉一動，關乎財富分配，關乎公眾利益，關乎社會公平。因此，當“天價酒”驚現，當油污浸染海洋，當腐敗蛀蟲肆無忌憚，此其時，尤需央企新聞發言人以足夠的勇氣與擔當，以足夠的坦率與真誠，正視問題，回應公眾關切，更需要企業拿出刮骨療毒的決心與行動，重塑自身形象，給社會公眾以信心和希望。
探究信任雙重缺失的緣由，可以看出，當信息不夠公開透明，當媒體看不到痛改前非的自省，當公眾的期盼一再落空，不信任和失望就會彌漫成一種深度焦慮的社會情緒。處于輿論旋渦中的央企，也由此對公眾、媒體產生不信任與隔膜，以“少說、不說”的姿態明哲保身。
社會信任重建，擔當在央企。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曾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坦言，對于央企的輿論環境問題，“我的感覺，現在的問題是溝通得不夠，大家對中央企業的情況，對這幾年國有企業改革的情況，對中央企業這幾年的變化，了解得還是不多，這個責任主要是在我。”
國資委推出央企新聞發言人制，可謂用心良苦，有關負責人一再聲明，目的是暢通企業與媒體、公眾溝通交流的渠道。
需要正視的是，央企新聞發言人信息公開運行一年來，在回應公眾關切、積極與社會溝通方面，做得并非盡如人意。既是“發言人”，則須有主動之姿態，但搜索百余家央企新聞發言人信息，去年一年來，主動面對公眾和媒體拋頭露面的新聞發言人，實在寥寥。即便在民聲沸騰的突發事件面前，也難覓其蹤跡。
當然，示范性舉動并非沒有。去年，中石化廣東分公司冒出“天價茅臺酒”事件之時，不僅中石化集團公司新聞發言人黃文生主動與媒體溝通，而且董事長傅成玉帶領班子成員，直接與媒體面對面，坦陳問題，表明態度。如此坦誠溝通與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社會的“包容與理解”。
新聞發言不在“人”，而在于“制度”。但僅從央企新聞發言人制度施行以來的效果看，莫說如國資委有關人士所言“晚于西方一個世紀”，就是一些起步性、基礎性制度的建章立制也并不完備。
對這一制度如何推行，目前只是宣示性表態，要求各企業公布的電話保證在辦公時間內有人接聽，接收到的傳真和郵件要盡快回復。而對新聞發布遵行的程序、時間，新聞發言的內容、范圍等，并無明確規定。因此，執行中難免跑偏、走樣，新聞發言人“不發言”、“無作為”現象出現。這也讓一些社會人士有機可乘，向新聞發言人推銷廣告、產品，往郵箱中塞垃圾郵件，給新聞發言人工作帶來困擾，濫用了新聞發言資源。
此番央企新聞發言人“高危”引來輿論炮轟，并非媒體、公眾要一棍子把新聞發言人打倒，而是敲了一個警鐘，督促新聞發言人制度更進一步健全完善，更希望通過這個窗口，樹立央企負責任的、可信賴的“共和國長子”形象。（崔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