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緊緩刑閘門堵住職務犯罪逃生通道

　　人的問題，說到底還是制度問題，為防止審判人員以案謀私，不妨設置緩刑聽證制度，讓被告人所在單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轄區各界人士等參與討論，達成共識，不失為一條可行之道。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日前聯合印發《關于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嚴格適用緩刑、免予刑事處罰若干問題的意見》，明確對9類情形的職務犯罪分子，一般不適用緩刑或免予刑事處罰。

　　職務犯罪輕刑化已是冰凍三尺。早在1996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就出臺過《關于對貪污、受賄、挪用公款犯罪分子依法正確適用緩刑的若干規定》，明確6種情形的職務犯罪分子一般不適用緩刑或免刑。十多年過去了，情況又如何？據最高檢2010年統計，從2005年至2009年6月，全國被判決有罪的職務犯罪被告人中，判處免刑和緩刑的共占69.7％。近七成的職務犯罪分子被輕饒，足見此類犯罪輕刑化之弊。

　　職務犯罪輕刑化傾向，一則降低刑罰的震懾度。職務犯罪分子，尤其是貪污受賄的腐敗分子，都可視作“理性經濟人”，精于成本核算，當犯罪成本遠遠低于犯罪收益，他們就會鋌而走險，以身試法；二則損害法律的公正性。刑罰適度、罰當其罪是司法公正的基本維度，職務犯罪案件的緩刑適用過多、過濫，勢必與罪刑相適的刑法基本原則相沖突；三則降低社會對司法的信任度。司法之所以被信任、尊崇，得益其嚴肅性與公正性，職務犯罪大量獲緩刑、免刑，且檢方也極少抗訴，難免給公眾以官官相護、徇私舞弊的壞印象，從而使司法機關可信度大打折扣；四則挫傷公眾反腐積極性。公眾對貪污受賄等職務犯罪向來深惡痛絕，必欲除之而后快，然而，難得落網的職務犯罪分子被輕縱，必然挫傷公眾參與腐敗治理的意愿。有什么比看到令人痛恨的貪官逍遙法外、招搖過市更讓公眾寒心？

　　追究起來，職務犯罪大量緩刑、免刑，既有法律缺陷，也有人為責任。現行《刑法》規定的緩刑適用條件嚴密性不足，伸縮性過大，賦予法官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同時，法律對自首的認定條件過寬，也是緩刑大量適用的重要原因。法律漏洞，需要織密法律網眼，以相應的立法及司法解釋，進一步明確適用緩刑的條件，尤其是目前大量被濫用、存在問題最多的自首認定，應作重點治理，縮小適用緩刑自由裁量空間。一些專家指出，與1996年的“規定”一樣，剛剛出臺的“意見”，仍然宏觀有余而微觀不足，可操作性有待進一步提升。

　　人為責任，包括司法者過失與行政干預。司法者或囿于能力，對證據收集不充分、對犯罪缺乏深挖細究；或職業操守失守，權力尋租，有意徇私，導致判決的輕刑化。行政干預，表現為相關行政官員對司法活動進行干預，迫使法官對某個案件作出從輕、減輕處罰，迫使檢察機關放棄監督。人的問題，說到底還是制度問題，必要分權可以降低自由裁量，適度公開可以提高依法辦案，強化監督可以形成無形壓力，坐實問責可以生成事后約束。為防止審判人員以案謀私，不妨設置緩刑聽證制度，讓被告人所在單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轄區各界人士等參與討論，達成共識，不失為一條可行之道。

　　在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要求，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義。關緊緩刑閘門，堵住職務犯罪逃生通道，是司法公平題中應有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