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崛起需要三場革命

　　文章認為，所有人都預言亞洲將崛起，但亞洲的崛起并不一定會一帆風順。誰將在亞洲崛起的過程中勝出？答案遠非那么確定

　　香港《南華早報》網站1月15日文章 原題：崛起與革命(作者新加坡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戴尚志)

　　很多人都談論過亞洲的崛起，尤其是現在———金融危機剛剛過去，美國和歐洲的中短期前景相當堪憂。但“崛起”這個詞卻被一些人用來指稱自然的和不可抗拒的事物。當我們這樣推斷未來的增長曲線時，它似乎是平滑的，盡管它的波動幅度其實很大。

　　此外，一些潛在的問題如果沒有得到解決，也可能使亞洲的增長偏離軌道。不僅商業和經濟領域如此，社會和政治體系亦然。因此，亞洲的崛起并非一帆風順，我們必須從目前的所見預見到亞洲的改革和諸多革命。

　　亞洲需要的第一場革命是，各國從休戰和共存狀態發展為和平與更深入的合作。

　　從亞洲金融危機到全球金融危機(1998年至2008年)，亞洲建立了一個地區性的生產體系。亞洲內部競爭激烈，尤其是企業之間，但對亞洲國家及其政府而言，現在相互依賴的感覺更為強烈。然而，這種經濟上的相互依賴掩飾了亞洲國家之間的很多分歧。中國和日本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在涉及過去、現在和未來，在從海島到山巔，從軍事集結到不公平貿易補貼的諸多問題上關系緊張。中國與東盟之間也存在類似的問題，去年南海主權爭端再度爆發就是一例。

　　正如我在自己的新作《獨自上路的亞洲：危機后時期同美國危險的分離》(2010年)中所指出的，亞洲的崛起具有不確定性和風險性。我們需要進一步培養有關和平與更深入合作的準則與習慣。

　　亞洲需要的第二場革命是，我們如何認識自己的社會和經濟。

　　現在，亞洲經濟側重于出口生產，其目標主要是美國和歐洲市場�，F有亞洲體制所產生的社會結果是，生產主要涉及并惠及亞洲特定的精英階層，包括專業人士、大型國有企業以及信譽卓著的精英人士和家族，而不是社會大眾。

　　亞洲需要一場革命來改變這些特點。亞洲人必須為本國和本地區的消費增加生產。為此，亞洲企業需要調整重心。從基本產品到奢侈品，它們需要為亞洲人生產而不是在亞洲生產。

　　亞洲需要的第三場革命是，從生產或制造向創新轉型。

　　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生產體系主要由發達國家的企業建立并為其服務。我們提供了廉價的土地、勞力、資源，還經常提供補貼。而這些企業提供的卻是概念、知識產權、工業技術、品牌和銷售。

　　在這個公式中，并非每個部分都獲得了相同的定價。宏碁集團創始人施振榮將這種普遍模式比作一張笑臉：最大附加值位于曲線的起點和終點兩端，起點是創新和技術，終點是品牌和銷售以及客戶渠道。亞洲人必須學會開發、保護和利用自己的知識產權，而不是抄襲和非法使用他人的知識產權。

　　在這三場革命的大背景下，我們必須抑制將亞洲的崛起視為無法抗拒或一帆風順的沖動。這是一個可能充滿變數和激烈競爭的時期。

　　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前，盡管美國人和歐洲人及其企業也注視亞洲，但該地區不過是眾多具有發展潛力的地區之一。但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后，亞洲成為更多企業首選的戰略重心。它們將更加關注亞洲，并在亞洲投入更多的資金、管理的時間和最優秀的人才。

　　如果亞洲崛起(正如大多數人所預料的那樣)，那么這些企業也希望參與其中，并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亞洲人和亞洲企業也將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所有人都預言亞洲將崛起。很可能是這樣，但誰將在亞洲崛起的過程中勝出———哪些國家？哪些企業？哪些產品？這些問題的答案遠非那么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