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來西亞《星報》7月17日發表題為《在南中國海沖突中與中國接觸》的文章，以下為主要內容：　

　　上月，南中國海問題再次引起公眾注意。文萊、馬來西亞、菲律賓、臺灣、越南和中國都聲稱對中國南部的一片海域擁有主權。該問題已成為一個嚴重的戰略問題，因為它涉及該地區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盡管這個國家近些年來與國際社會有接觸，但其態度與意圖仍不清楚。

　　讓情況更為復雜的是，這場沖突幾乎肯定會使作為全球大國的美國介入其中。

　　在這場沖突中，令人感興趣的看點在于不同對手如何看待中國的態度。這反過來將決定他們在解決沖突的過程中將如何作出反應，以及如何選擇最佳機制。

　　作為崛起中的大國，中國引起了包括決策者和學者在內的許多人的興趣和好奇。涉及中國崛起的最令人擔心的一個問題是它將成為什么樣的新強國，一旦它成為強國，它將有什么樣的行為表現。鑒于過去曾有過共產主義在該地區傳播的歷史，這樣的擔心令東南亞國家對中國既害怕又敵視。

　　早在2007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政治學教授、中國問題專家埃弗里·戈爾茨坦就提出了解釋中國崛起的兩個觀點。第—個觀點認為，中國的崛起也許是實現權力轉移的一種辦法，尤其是在東亞和東南亞。中國的崛起也許暗示這個國家作為地區、甚或全球霸主正朝著取代美國的角色邁進。

　　在南中國海爭議案中，這一觀點認為：這是中國為擺脫總是處于美國安全保護傘下的地區安全結構而進行的嘗試。人們也許認為中國的長遠目標是發展藍水海軍，這是中國未來向遠方投放軍力的一個強烈信號。

　　另一方面，戈爾茨坦還提出了一種對中國崛起更樂觀的看法。這一觀點未必相信中國的崛起是絕對和平的，但它否認了大多數國家對這個亞洲大國的害怕情緒。

　　盡管中國對包括領土主權在內的某些問題經常表現出強硬立場，但最近的事態發展表明，中國一直愿意參與數個多邊機制和機構。人們認為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佐證這一觀點的重大事件。

　　例如，在對待東盟的問題上，可以從中國在2003年同意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中看出，中國急于參與多邊機制的心情。它還在2002年保證遵守涉及南中國海爭端的《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雖然這些協議不具有法律約束性，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和《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的簽署，表明了中國對創建一個穩定、和平的地區抱有的良好愿望。

　　盡管沒有任何法律上的義務，但中國實際上對它此前同意的協議有采取相應行動的政治責任。

　　在不那么正式的情況下，中國還通過派遣學者和官員參與了一系列涉及南中國海的專題討論會。

　　從目前的形勢來看．東盟的立場似乎是矛盾的。東盟作為一個團體的立場與其成員國的個別政策之間存在明顯差異。

　　作為一個團體，東盟一直努力讓中國參與多邊機制，其組織立場是通過政治與和平方式解決問題。可是，在涉及個別成員國時，一些國家常常暗示它們傾向于采取軍事手段。考慮到已經緊張的局勢，與美國的軍事合作，尤其是采取在有爭議的區域或附近舉行聯合軍事演習的形式，可以被認為是魯莽的。

　　東盟為爭議問題找到政治而非軍事解決方案的傾向，不僅源于它們應遵守和平解決方案，也是出于現實：與其他大國相比，它們即便作為一個整體也相對力量薄弱。

　　許多學者提出的讓美國介入的建議必須被解釋為讓美國繼續履行其承諾，參與討論關于此爭端的多邊對話論壇，而不是讓美國參加軍事演習，更別提采取軍事行動了。

　　無論中國崛起的性質是什么，中國實際上認為領土主權是極為重要的問題，像任何其他國家一樣，面對惡化的危機，它會竭盡全力捍衛其領土完整。在越南進行軍事演習不久后中國作出的反應——發表的正式聲明以及派出巡邏艇的決定——便是這種可能性的明示。

　　現在再次輪到東盟國家，尤其是聲稱對那片海域擁有主權的國家，來作出選擇。雖然如此，明智的選擇是讓中國繼續參與多邊機制，同時東盟國家要控制自己，不要在有爭議的地區采取挑釁行動。在相互性作為基本原則的情況下，如果東盟國家不能控制自己的行為，那就很難指望中國表現好。（印度尼西亞大學國際關系系研究員 努格羅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