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選擇的多重支撐因素

　　上周，美元對主要貨幣總體呈現跌勢。美元貶值，似乎對美國緩解自身債務壓力有一定積極作用。較之于深陷泥潭的歐元區國家，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為什么在同樣背負沉重債務負擔的情況下，美國經濟與歐盟經濟呈現出兩種態勢。

　　截至2011年底，美國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高達99.5%，超過了歐元區國家87%的平均水平，僅次于希臘、意大利和葡萄牙。美國當前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遠遠超過二戰后的平均水平，已接近戰爭時期的最高點，財政赤字狀況也超過了1983年里根時代最艱難的歲月。然而，美國沉重的債務負擔并未造成持續的市場恐慌，甚至在面臨債務上限危機以及國債被降級之后，美國的國債收益率不升反降，依然受到投資者的追捧，與歐洲的局面形成鮮明的對照。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可能包括以下幾點：　　

　　第一，歐洲經濟在危機后長期處于低迷狀態，經濟增長低于國債收益率水平，長期償債能力令人質疑；而美國在危機以后的復蘇態勢，體現了美國經濟的增長潛力。此外，盡管美債上限危機暴露了美國政府債務管理能力的不足，但危機很快得到解決，對市場信心的影響不是非常嚴重。    

　　第二，金融危機后，長期低迷的歐洲經濟和日本經濟迅速陷入嚴重衰退，且復蘇緩慢，形成了沒有更好、只有更壞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美國金融市場成了避險天堂，出現了全球金融市場越動蕩，全球資本越涌入美國的現象，從而在客觀上支持了美國國債市場的穩定。　　

　　第三，由于全球國債評級話語權掌握在美國評級機構手中，美國國債降級遲緩，而歐洲國家國債則頻繁遭到連續降級。很多投資機構對所持債券具有一定的評級要求，在市場信心脆弱的時候下調評級就會造成投資者拋售債券，進而加劇了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風險。    

　　上述因素為美國應對債務危機留出了充裕的時間，也使美國做出了不同于歐洲的政策選擇。一般來說，化解債務危機不外乎增稅、減支、經濟增長以及違約等幾種方式。美聯儲在應對危機的政策上表現得更為靈活，比如暫時放棄穩定物價的目標，推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不僅降低了美國國債再融資的難度和成本，而且降低了國債利息支出的財政負擔。當然，長期寬松的貨幣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目前美國的通脹率已經達到4%，而6%的通脹率就可以使美國國債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在5年內降低20個百分點，達到完全可持續的水平。　　    

　　不過，量化寬松的外溢效應則是“軟違約”。美聯儲近期稱寬松的貨幣政策將維持到2014年。從拿破侖戰爭后的英國、一戰以后的德國以及二戰以后很多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看，通過通貨膨脹稀釋主權債務的案例屢見不鮮。

　　盡管美債、歐債問題呈現兩種發展態勢，但是都給世界經濟復蘇帶來下行風險，尤其給國際經濟政策協調帶來巨大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