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印度最窮的邦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站3月8日發表題為《走進印度最窮的邦》一文，全文如下：

　　汽車在比哈爾邦首府巴特那（Patna）坑坑洼洼的道路上顛簸前進時，我問司機：坐火車去德里要多長時間？“好的話15個小時，”他用英語遲疑地答道，“如果晚點，就沒準了。”

　　印度首都新德里有漂亮的建筑，也有宏圖大志，與印度最窮的比哈爾邦形成劇烈反差，兩者之間的鴻溝似乎沒有邊界。整體而言，印度人均收入在1500美元以上，但比哈爾邦的人均收入只有436美元，比非洲國家厄立特里亞還低。比哈爾邦教育部長稱該邦學校體系“非常糟糕”。比哈爾邦警察局長稱自己管理的是“一片無法無天、混亂不堪的土地”。這就是比哈爾邦的頭面人物們說的話。

　　但比哈爾邦正在發生變化。不久前，印度政府正在消化這樣一個消息：2011年最后一季度全國經濟增長率下降到只有6.1%，遠低于政府兩位數的增長率目標。而可以肯定，比哈爾邦的經濟增長率高于全國的數字。該邦去年經濟增長率為14.5%。

　　到了比哈爾邦，你會對印度的前景感到既悲觀又樂觀。比哈爾邦有1億人口，相當于加拿大和西班牙兩國人口之和。如果這樣一個人口眾多又窮的叮當響的邦能自個兒爬出泥潭，那么一切都有希望。另一方面，從比哈爾邦可以看出，印度這個大國面臨許多重大而深刻的問題。

　　比哈爾邦各項社會指標都很嚴峻。它的識字率是全印度最低的，為54%，預期壽命僅為62歲，人均用電量為印度平均水平的六分之一。夜幕降臨時，比哈爾邦大多數地方都會陷入黑暗。

　　比哈爾邦的女孩在18歲之前結婚的比例接近70%，是全印度最高的。意料之中的是，該邦人口不斷增長，導致土地越來越緊張。財產爭端十分常見，往往會鬧出人命。阿拉溫達·阿迪加(Aravind Adiga)有本小說——《白虎》（The White Tiger），描述現代印度有產者和無產者之間的鴻溝。在某種程度上，比哈爾邦就是小說中“黑暗”的縮影。

　　在比哈爾邦，曙光已刺破黑暗，盡管光線還十分微弱。自從尼蒂什·庫馬爾（Nitish Kumar）2005年出任首席部長以來，該邦已取得了巨大的進步。路修起來了，學校建起來了。法治和秩序的雛形開始形成。農場的生產率提高了。經濟開始前進。

　　通過與比哈爾邦教育部長普拉珊特·卡馬·夏希(Prashant Kumar Shahi)交談，可以對問題的兩方面都有簡要的了解。夏希面臨的問題如此之大——他提到，在冊小學生人數為1980萬，這個數字很容易讓人覺得是不是多了個0。在過去6年中，該邦新聘用23.5萬名教師。但夏希承認，許多教師水平不過硬。比哈爾邦在1992年關閉了所有師范學校，因此夏希必須先抓數量后抓質量。第一個任務是提高老師和學生的出勤率。老師的缺課率已降至15%（這個比率仍十分驚人），但學生們平均有近一半時間會缺課。老師的收入會與學生出勤數部分掛鉤。來上學的女生會獲得自行車。

　　夏希致力于實現最基本的公共服務。警察局如今有紙了。以前，來警察局報案的受害人如果自己沒有帶紙筆，無法錄口供，往往就會被打發走。

　　警察局推行一種“快速審訊”機制，認為這一機制能夠減少暴力犯罪。公開擺弄武器的人，可能在10天內就會被定罪。從中可以看到前紐約市長魯迪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的“破窗理論”哲學的味道。“過去，這里是所謂的叢林式統治。”警察局長說，“如今，人們對我們的信心提高了，認為我們能辦成事。”

　　治理改善的標志之一是庫馬爾實行的“開放日”。每周一為開放日，在那一天，市民可以向這位首席部長請愿。上月，庫馬爾接到一些有關土地和警察局的投訴。他把辦公桌設在露天的院子里，市民一個個遞上他們手寫的投訴書。每一份投訴書會分配一個編號，并在網上公示辦理進度。首席部長能解決此類爭端，這有點像在封建時代。但這至少是有網絡的封建時代。

　　警察局長說，這種做法比表面上看起來的更管用。它能排除濫用權力的行為，并顯示民眾中常見的不滿，從而使問題得到更系統的解決。

　　從比哈爾邦可以得出這樣的經驗：在實現基本治理的情況下，“自下而上的發展模式”就能夠奏效。跟另一個經濟快速增長、整體上更富庶的邦——古吉拉特邦（Gujarat）一樣，比哈爾邦政府也由非國大黨領導。在政策奏效的時候，印度人愿意不以種姓和宗教信仰為標準來投票。

　　不過千萬別把情況想得太好了。比哈爾邦現在仍然窮的叮當響。兒童吃得太少，女性結婚太早。在長期電力不足、土地緊缺的情況下，招商引資的前景渺茫。比哈爾邦很難吸引私人投資。迄今為止，該邦生產的最高級的產品仍然只是水泥。比哈爾邦是成功的。然而，比哈爾邦的現狀顯示，印度的問題仍然深重。（戴維 皮林 譯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