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筑中美新型大國關系

　　第四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正在北京舉行。本輪對話的主要目的有三：回顧過去，總結歷次中美對話的經驗和共識，為今后對話提供借鑒和啟示；維護大局，確保今年兩國關系穩中有進，推動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的發展；規劃未來，探索中美共同建設相互尊重、良性互動的新型大國關系。

　　一、應運而生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是由2005年以后舉行的六次中美戰略對話和五次中美戰略經濟對話演變而來的，逐漸成為兩國戰略性溝通的重要平臺和管道。

　　一是適應了國際格局的新變化。冷戰結束、兩極格局解體后，國際政治格局多極化趨勢明顯，并在經濟全球化和國際金融危機的雙重作用下，發生更加深刻的演變：一方面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面臨的各種問題和困難增多，另一方面以新興經濟體為代表的發展中大國群體性崛起，雙方的力量對比朝著更加均衡的方向發展，各大國之間相互依存的關系特征愈加突出。任何大國或大國集團都無力獨自應對全球問題特別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在此過程中，美國難以重溫單極獨霸的舊夢，轉而提出建立“多伙伴世界”，改善與主要大國的關系。中國一直是世界多極化的重要參與者和主要推手之一以及亞太地區乃至世界經濟發展的關鍵引擎。雙方都需要在解決全球金融危機、地區安全關切、全球可持續發展、氣候變化等共同挑戰方面進行對話、協調與合作。

　　二是適應了中美關系的新變化。中美關系早已從上世紀70年代單一的地緣政治和安全利益的關系走向合作領域更加廣泛、交流層次更加深入、利益交叉更加復雜的全面關系。中美兩個大國之間，建立什么樣的關系，合作還是對抗，事關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發展；中美兩國的戰略選擇和互動日益成為影響國際格局變化的最重要因素。中國選擇了改革開放、融入國際體系，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提出了新安全觀；美國選擇了極力維持唯一超級大國地位，繼續標榜自己為西方意識形態的旗手，但又不得不調整全球戰略，尋求重新定位中國和中美關系。克林頓政府最初企圖用“人權”衡量中美關系，最終選擇與中國發展“建設性戰略伙伴關系”；布什政府一度試圖給中國貼上“戰略競爭者”的標簽，但“形勢比人強”，最終選擇與中國構建“建設性合作伙伴關系”，并開啟了中美戰略對話和中美戰略經濟對話等對話磋商機制；奧巴馬政府認為“美中關系將塑造21世紀的未來”，上臺伊始選擇與中國共同努力建設21世紀積極合作全面的中美關系，并同中國就提升兩國對話與溝通的水平達成共識，奧巴馬總統和胡錦濤主席于2009年4月舉行首次會晤時正式宣布開啟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中美戰略與對話機制的建立正反映了中美關系的新發展，折射出兩國關系新的深度和廣度，體現了雙方探索中美建立什么樣的大國關系的迫切愿望。

　　二、形式獨特

　　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形式獨特，舉世鮮見，意義非凡。

　　其一，突出戰略性。對話主要圍繞涉及中美關系發展的全局性、戰略性、長期性問題展開。雙方對話不回避兩國關系中存在的現實的、具體的分歧和爭議，但有不拘泥于雙邊關系具體事務，重點在于從戰略高度回顧和展望兩國關系，根據兩國元首互訪和會晤達成的共識商討兩國關系發展的方向性問題，確立合作的領域、框架和基調，規劃議事日程和目標。戰略性不單指戰略安全、國際格局等政治、安全問題。中美共同面臨的經濟金融問題也要從戰略角度和宏觀層次來審視、對待。

　　其二，強調聯系性。對話涉及的政治、安全、經濟問題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在戰略層面和現實層面也是經常不可分的，要聯系起來看。當前面臨的許多問題，如貿易投資、能源環境、氣候變化、地區安全等，也都是跨部門、跨領域的，更不是靠中美任何一家能夠單獨應對的。兩大國不同領域的主管部門齊聚一堂，坦誠交流，有助于開闊思路，尋求解決問題的新途徑，推動問題更全面、有效解決。

　　其三，重視立體性。對話參加部門范圍廣，層次高，正逐漸形成跨部門高層和工作層溝通和協作網絡。除大范圍會談外，對話期間還舉行兩國元首的四位特別代表小范圍會談、主管部門對口磋商等。在年度定期對話之間，四位特別代表還通過靈活多樣的小范圍會晤、不定期通話等形式保持密切溝通。不同部門圍繞不同議題形成跨部門對話與磋商機制，并在戰略與經濟對話前后不間斷運作，繼續落實對話共識，同時為新一輪對話做準備。戰略對話框架下建立了中美戰略安全對話、亞太事務磋商等新對話機制。戰略與經濟對話同兩國間60個左右的不同領域的對話磋商機制形成了互不取代、卻又相輔相成的關系。此外，上述部門還參與了國際和地區間重要的對話磋商機制，兩國部門在這些對話磋商中也保持了溝通與協調。圍繞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呈現出網絡化的溝通和磋商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