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難解“十二爭”

　　隨著奧朗德的上臺，在解決債務危機問題上，歐洲首先將面臨“救助思路之爭”。默克爾和薩科奇都主張“緊縮”，但“默科齊”已經解體。奧朗德主張“擴張刺激”。盡管德法兩國在以后的磨合中會出現某種妥協，但這個“救助思路之爭”不可避免。

　　擴張刺激需要財力。歐元區多數國家的債務率［國債余額/國內生產總值（GDP）］和赤字率（財政赤字/GDP）遠遠超過60%和3%的“紅線”，已無財力搞刺激，唯有提高利率繼續發債，由后人埋單。且不說議會是否同意后人埋單，即使同意，債券能否發出去也要兩說。這將陷入“財政能力之爭”。

　　財力不行，央行可以發票子。但歐洲央行的政策非一國所能決定，需要多數成員國同意才行。歐洲央行繼承了德國央行以“捍衛馬克”為首要任務的傳統，將“保衛歐元”作為首要職責，成員國要想通過央行發票子搞擴張刺激不容易。這將陷入“貨幣權力之爭”。

　　歐元區貨幣權力之爭的核心是“德法博弈”，這是因為在歐元區，德國是經濟老大，法國是政治老大和經濟老二。貨幣權力之爭的背后是德法及其他成員國之間的“國家實力之爭”。

　　歐洲經濟實力衰落的主要原因是傳統產業外移到勞動力便宜的新興市場。產業外移造成產業空心化，產業空心化后政府收不上稅，財力削弱，這實際上反映了歐洲的“產業戰略之爭”。

　　歐洲人口老齡化使歐洲人口減少，需要新移民，久而久之，歐洲人將成為歐洲的“少數民族”，這使歐洲人感到前途堪憂，將陷入“歐洲前途之爭”。

　　歐洲移民增加將導致外來文化增加，加劇基督教文化同伊斯蘭文化和其他文化的沖突，陷入“歐外文化之爭”。

　　文化沖突使社會動亂加劇，“歐洲天堂”之夢破碎。挪威槍擊事件就是一例。這將使歐洲陷入“社會動亂之爭”。

　　實踐證明，單純依靠緊縮的辦法行不通。一方面，被救方（如希臘）選民對主張緊縮的政黨不滿，緊縮派在議會選舉中受挫；另一方面，施救方（如德國）老百姓不樂意拿自己的錢救別人，當局選票受影響，默克爾支持率已降至最低點。這將使歐洲陷入“政治權力之爭”。

　　歐洲長期的高福利主義把人養懶了，不管有無條件似乎都是理所當然，形成“高福利主義天然合理論”。現在歐洲人信奉的是路易十五“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理念，國家意識淡薄，不管國家破產不破產，我的福利不能下降。這與東方民族不同。歷史上歐洲就是各國打來打去，版圖劃來劃去。這反映了歐洲人的“國家觀念之爭”。

　　西方政治是競選第一。民主是對的，選舉也是對的。但為了眼前利益，競選時各黨派競相吊高選民胃口，能否兌現以后再說。這種極端民主化的競選體制走向反面，是歐債危機的政治體制根源。這使歐洲陷入“政治體制之爭”。

　　歐洲現在已走到了“進”（統一財政成立“歐羅巴國”）、“退”（歐元區解體）、“半退”（開除希臘）、“拖延”（妥協拖一天是一天）的交叉路口，正面臨著“歐元前景之爭”。

　　總之，種種跡象表明，歐洲的爭斗將進入白熱化。我個人對歐洲的人文素質是認可的，歐洲文明曾經引領世界潮流。然而，凡事有生就有滅。歐洲“咸魚翻身”依賴新的產業革命，但這可能嗎？至少遠水難解近渴。見仁見智，立此存照，勿謂言之不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