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政府在7月1日傍晚的臨時內閣會議上，正式決定修改憲法解釋，以解禁“集體自衛權”，決議認為，即使自身未受到攻擊，日本也可以為阻止針對他國的攻擊而行使武力。

　　“日本此舉與國際法有關規定相違背，將給東亞甚至整個世界局勢，埋下一個潛在威脅。”外交學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周永生說。

　　中國青年報記者查詢相關資料發現，自衛權是《聯合國憲章》第51條賦予主權國家的權利，包括單獨自衛權和集體自衛權兩類。集體自衛權是指與本國關系密切的國家遭受其他國家武力攻擊時，無論自身是否受到攻擊，都有使用武力進行攻擊和干預的權利。

　　周永生說，二戰后，日本以往的憲法解釋認為，日本對集體自衛權“擁有但不能行使”。“這主要是因為戰后國際社會對日本的警覺和質疑，是為了遏止日本軍國主義而采取的措施”。

　　周永生介紹說，二戰戰敗后，日本建立“和平憲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第9條的規定：日本國民真誠地謀求基于正義與秩序的國際和平，永遠放棄以國家權力發動的戰爭，武力相脅或行使武力作為解決國際爭端的手段。為達到前向目的，不會保持陸海空軍和其他力量，不承認國家交戰權。

　　“國家交戰權都沒有，絕對不可能延伸到集體自衛權。”周永生認為，這決定了日本沒有集體自衛權。而日本一直進行的“修憲”行為，其核心就是要修改憲法第9條。“修憲一直實現不了，因此，安倍政府就來了個‘掏空’憲法內涵、而直接進行解釋的手段，目的還是為了實現自己修憲的目的。”周永生說。

　　周永生認為，近幾年來，隨著中國的崛起，日本想要主導亞洲事務的意圖步步顯現，再加上美國想要遏制中國的發展，給了日本很多支持。“此次解禁與這些背景有直接關系。”周永生說。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余民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安倍一直妄圖突破“和平憲法”第9條，但過程進展緩慢，因此試圖采用憲法解釋的手段達到目的。

　　“但日本靠修改憲法解釋來解禁集體自衛權，是與日本憲法完全相矛盾和對立的。不論是內容還是內涵上，日本都沒有集體自衛權。”周永生說，安倍的解釋是政治玩弄法律的典型行徑，褻瀆了日益進步的人類法治進程。

　　二戰后的《波茨坦公告》中，關于戰后對日本處理方式的決定上，最重要的內容就是日本必須完全實現非軍事化和民主化，保證其不再具有發動侵略戰爭和威脅世界和平的能力。

　　“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這就意味著日本有責任履行其所承擔的國際法義務。如若不然，則構成了違反國際法的行為。”周永生說。

　　事實上，日本國內對于修憲的反對聲音一直存在。7月1日，不少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安倍政府對集體自衛權的解讀。

　　“但從目前看來，這些抗議并沒有對安倍政府產生什么影響。”余民才說。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周永生說，“此事影響重大，日本可在自己領土外動武作戰，給世界和平形成潛在隱患。這對于受害的亞洲國家來說，都難以接受，也是一個威脅。日本很可能成為東亞地區局勢的動蕩之源，禍水之源。”

　　余民才也認為，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會引發一系列連鎖反應，對東亞尤其是東北亞局勢，是莫大的威脅，同時也不排除引發軍備競賽的可能。

　　“就中日關系來講，此舉會進一步損害中日雙方的互信基礎，成為中日關系解凍的絆腳石，中日關系可能繼續僵持下去。”余民才說。（實習生 郝麗婷 本報記者 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