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對中美關系來說注定是具有戰略指標意義的非凡一年。這一年開頭，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來到北京，他的訪問也是兩國工作層為胡錦濤主席訪美所作準備的一部分。1月11日，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蓋茨。見前兩小時，中國軍方第一架殲-20隱形戰斗機在四川成都成功試飛。蓋茨在會面結束后對記者說：“我直接問了胡主席。他回答說，此次試飛跟本人訪華沒有關系，是預先就計劃好的。”3年后，蓋茨在回憶錄《職責》一書中披露，中方在他訪華之日試飛殲-20使他感覺“受辱”，他一度考慮中斷訪問回國，在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的苦勸之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

　　1月18日，從北京起飛13個半小時以后，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一個晴朗的傍晚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他在奧巴馬任內對美國進行的唯一一次國事訪問總計68個小時，只有兩站，2011年直赴華盛頓，經過兩天國務活動20日轉赴奧巴馬的政治大本營、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21日中午啟程回國。也許是為了對等奧巴馬不帶夫人訪華的作法，胡錦濤此次訪美亦沒有夫人隨行。

　　胡錦濤這一次國事訪問在華盛頓極盡殊榮、極其順暢，各種安排得都非同尋常地細膩、周到，同他5年多以前在小布什任內進行的那一次遭遇種種問題的國事訪問相比有著太大的差異。這一方面是由于民主黨總統團隊與共和黨總統團隊在行事上有著明顯的風格差別，一方面是因為中美關系的深度、廣度和重要性在5年間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如果說5年前確保中美關系穩定發展的重要性對中國仍大于對美國，那么事物發展到2011年，這一失衡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訪問期間，中美兩國元首在一起的時間達12個小時。18日，胡錦濤抵達華盛頓當晚，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在白宮舉行只有6人出席的私人晚宴。19日，胡錦濤出席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與奧巴馬舉行小范圍和大范圍會談，之后兩國元首共同會見中美企業家、共同會見記者。雙方發表第二個《中美聯合聲明》，一致同意“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當晚，奧巴馬在白宮為胡錦濤舉行盛大國宴。宴會中，白宮安排了中國年輕的鋼琴家郎朗參加文藝演出，他彈奏了兩曲，一首是與爵士樂大師赫比合作的拉威爾名曲，一首是有抗美援朝背景的中國歌曲《我的祖國》。胡錦濤在芝加哥參觀佩頓中學和美國中西部企業展示會，與美國青年和企業界人士交流。

　　胡錦濤訪美期間發表的第二個《中美聯合聲明》，正文內容分6個部分40點共識，30多次提及“伙伴關系”定位，它標志著兩國領導人本著求同存異精神將中美關系推向全球合作層面的努力又向前、向實邁進了一步。訪問結束后，以落實聯合聲明為目的更為密集的雙邊工作層交往展開了。

　　然而，高潮之后必有低潮、合作之中伴隨沖突是中美關系難以逃避的宿命。當中國以異常快速的步伐加緊追趕美國、崛起亞洲，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無法不對世界格局和亞太地緣政治正在發生的巨大、深刻變化作出更多、更直接的回應，但問題是，它在急急賦予這種回應以一個經過包裝的戰略外殼之前，并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精細的沙盤推演，以至于其所產生的一系列震蕩效果連它自己都不能適應。

　　2011年4月，在主持完落實胡錦濤訪美成果的后續工作后，杰弗里·貝德離開了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崗位重返學術界，此后不久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也宣告離職。盡管二人一再解釋離職完全是出于個人決定，一個說夫人身體不好需要照顧、一個說自己學術味太濃未必適應一線外交，外界仍然廣泛推測他們的調動意味著對美國對紛華決策圈中“知華派”、“合作系”的邊緣化。

　　在白宮、國務院、軍方三點之間，天平向國務院傾斜。希拉里·克林頓在她的“親密戰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幫助下正式占據美國對華政策實施的核心位置，把內心深處對中國的思考源源不斷地注入現實。

　　希拉里·克林頓把中國稱作“一片未知的水域”，認為美中關系充滿了挑戰，不是一組可以用朋友或伙伴簡單形容的關系，要想避開礁石和旋渦保持正確航向就必須隨時較準羅盤，有時還必須進行痛苦的討價還價。2009年接任美國國務卿后，克林頓以極大熱量投入中美對話，擺出傾聽者、協調者的姿態，實際上是在熟悉對手，思考美國應如何對中國開展“基于實力的接觸”并將對華政策納入亞太戰略總體框架的問題。“我想讓中國明白，美國在亞洲的戰略并不是只有唯一的焦點”，“我們不會為了與中國建立更好的關系就犧牲自己和美國傳統盟友的價值。”

　　也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希拉里·克林頓對兩國元首確立的“合作伙伴關系”定位并不熱心，而是更愿意把中美關系形容為“積極、合作、全面的關系”，并且在順序上堅決不會把“全面”一詞放到“合作”之前。2014年，她在回憶起自己初掌國務院接觸對華關系議題時的感受時說，“中國的一些官員認為，美國作為亞太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正在從這個地區退卻，但卻堅持阻遏中國行使自己的應有權利崛起為一個強國”，“他們主張采取更為強勢的政策”；“他們受到美國經濟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動蕩以及中國民眾當中民族主義情緒興起的鼓舞，開始推動在亞洲采取更多進攻型的行動，以測試中國到底可以走多遠”，這樣的中國充其量是一個“選擇性的利益攸關方”。

　　在克林頓、坎貝爾等人以及軍方的策劃下，美國在2011年正式出臺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個戰略最為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應對一個“不再隱藏自己意志”的中國，一方面積極擴大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如果我們能夠影響中國的政策朝正確方向發展，那么美國在亞洲其他地方的事情就好辦得多”，另一方面重新加強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等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伙伴的軍事安全合作關系，“以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同時，對亞太多邊機制的發展建實施更直接影響，重設安全規則和貿易標準。

　　事實上，出臺這一新戰略的鼓點早在2010年夏就已擂響，標志性事件是當年7月23日克林頓作在越南河內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時挑頭就南海問題向中國發難。她根據事先精心準備的講稿大談南海與美國國家利益的關系，聲稱美國在維護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擁有利益，在南海問題上反對搞脅迫、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這種貌似公允的講話實際上是在攻擊中國，與會的中國外長楊潔篪通過七點提問的方式進行批駁，揭露了一些人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圖謀。

　　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上，克林頓喊出了美國將“重返亞洲”的口號。這個提法及其背后的強烈的政策調整姿態一經發出便引起軒然大波，無異于在平靜的西太平洋上投下巨石，美國的亞洲盟國在與中國的領土爭端和海洋爭議問題上蠢蠢欲動，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盟國擔心美國因戰略重心的轉移而放松履行在這兩個地區的責任，美國國內決策層、戰略學界不少人則憂慮過于刺激中國而致美國在亞太利益失衡。最終，面對重重批評和質疑，“重返”的提法改成了“再平衡”，但這只不過是一個稱呼的改變。

　　軍方的調整動向清晰可見，決定將常駐日本沖繩的部分美軍移至關島、夏威夷、澳大利亞，把60%的戰艦放到太平洋，加強第二島鏈的戰略武器部署，加快亞洲反導系統建設等，實質是以退為進、攻防一體，并將美軍置于更安全的范圍內。軍事上的調整計劃“一石多鳥”，既瞄準“來自朝鮮的核、導威脅”，也針對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發展”，還著眼各種非傳統安全挑戰。美軍2012年1月提出的“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強調通過參與多國演習、簽署介入和保障協議、建立和完善海外基地、預置物資以及前沿部署等“各種安全和接觸行動”創造有利態勢，確保聯合部隊“在面臨大量潛在對手武力拒止和各種不同情況下，完成作戰介入”，指向性十分明顯。

　　或許是為緩和中國的憤怒，但更多是為了充分實踐亞太新外交的總體思路，希拉里·克林頓也在加強與中國同行們的對話。2010年10月、11月，她分別在中國海南三亞市和日本橫濱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了長時間的小范圍會晤。經過雙方頭腦風暴，一套源自學術界的守成大國與上升大國要避免重蹈歷史覆輒發生正面對抗和沖突的共同思想開始有了雛形，即將登堂入室。也是在這一年，她調動自己積累多年的人脈，發揮政治募款才能，繞過美國法律禁止使用財政撥款開展海外公關工程的限制，拉來商業贊助促成上海世界博覽會美國館的建設并專程訪華出席開館儀式，避免了一場美國國家形象危機。

　　“美國館之母”以近乎工作狂的態度執行著經奧巴馬批準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2011年11月，希拉里·克林頓在檀香山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演講，詳細勾勒美國需要一個什么樣的“跨太平洋架構”。“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確定的一項首要任務”。這種區域戰略是個什么樣子？首先，它要求長期地致力于我所說的‘前沿部署’外交。”“我們的工作將遵循六個關鍵的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我們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系，包括中國；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

　　這不啻為一個宣言：“美國既是大西洋國家，也是太平洋大國。” “我們現在的挑戰是建立跨太平洋的伙伴關系和機構網，使之與我們的跨大西洋網絡一樣持久，并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

　　希拉里·克林頓說，“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有益于中國，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也有益于美國。奧巴馬總統和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美國從根本上致力于與中國發展積極與合作的關系。”但言出不到一周，她便到訪菲律賓，登上美國軍艦發表講話，重申美國對菲律賓的保護義務，還把南海稱作“西菲律賓海”。這一舉動甚至在美國國內都觸動了敏感神經，“國務卿上軍艦演講是不是越權了？”，“她說出‘西菲律賓海’這個詞究竟是口誤還是有意為之？”

　　美國以軍事、經貿、價值為主要支柱加強在亞太地區存在的戰略調整實實在在推進著，亞太局勢冷風襲襲，中美關系何去何從的問題成為太平洋海天交界處最濃重的那團陰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