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6日發表中國蘇州大學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創新創業研究中心主任董潔林為該報撰些的題為《中國創新到底怎么樣？》的文章。文章說，“中國為何創新不足”一直是個很有熱度的話題，這個討論的前提在于大家對中國創新不足已經有了某種程度的共識。然而最近風開始轉向，在一些國際機構發布的國家創新能力排名中，中國的排名大幅提高。日前學者朱天在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的題為《中國創新不足嗎？》一文中，也基于中國最近幾十年發表的論文和專利授權數量的增長，認為中國創新的能力已經超越了“發展中國家”和不少“發達國家”，在與向最好的“發達國家”接近。我相信很多人都認可近幾十年中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進步和成就，但果真如朱教授所說“中國在十幾年前就已經開始向創新型經濟迅速轉型”嗎？

　　 為了讓這個討論在同一個框架下進行，有三個方面值得注意：首先，把“創新”定義為“科學和技術創新”；其二，采用什么水準和質量的科技創新來比較。例如錢學森之問“為什么解放后的中國教育體系沒有培養出像民國時期那樣的大師”，他把創新水準定位在民國大師級別及其這些大師所創造的科技成果，而不是用SCI論文和專利授權來衡量；其三，與誰比較，人們可以進行歷史縱向比較，也可以橫向選擇一些國家或者地區進行比較，而比較國家的選擇指標也可以很多，例如像人均GDP這樣的經濟指標，也可以采用文化、制度、人口等指標。

　　 正因為評判的選擇如此之多，關于中國創新是已經轉型為“創新型經濟”，或者創新仍然“不足”，就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在選擇指標之前，首先需要明了這個討論的目的是什么：是為了找出與優勝者的差距而進步、還是與落后者比較讓國人感覺良好，或是在回答“為什么”之前，做一個較全面的比較從而了解中國在人類創新光譜中所處的位置，從而避免陷阱、找到前進的方向？顯然，最后一種選擇最為理性和全面，但這個問題實在太大了，很多專門研究科技創新的學者逐步把這個宏大的圖畫拼湊起來。

　　 科學論文和技術專利授權被很多人常用做“科技創新”指標，這個指標雖然數據比較多，用起來方便，但有不少明顯的短處。首先，無論是論文還是專利，都不是科技創新本身，而僅僅是反映創新的一種“中間載體”而已。況且，這個“中間載體”的質量差別巨大，只有極少數可能成為偉大創新而讓人類受益。

　　 就科學論文來說，往往是一項好的原創科研結果跟隨著大量的反復驗證、看似聰明卻可有可無的討論、以及大量的平庸延展和應用而已。科學家和科學論文的質量呈現金字塔結構，例如在2002年到2012的11年間，站在金字塔頂尖的是拿到諾貝爾科學獎的87人（沒有中國大陸科學家），下面是湯森路透公布的論文被引最頂尖的1%的3215名科學家（其中中國大陸112名），再下面是那些在SCI/SSCI發論文的３０多萬學者，而全球參與科研的學者可能超過千萬。無情的時間只會記住那些曾經照亮歷史的偉人和他們的思想，因此除了那幾位拿到諾獎之人可能進入史冊，廣大辛勤的蕓蕓眾生和他們的論文會很快會被歷史忘卻。

　　 目前中國各大學和研究機構，推動論文發表的機制是強有力的，老師和科研人員的工資和升級都與發表文章的數量以及期刊影響因子掛鉤，大量的研究生也都有發表論文的指標。上次我采訪美國《科學》雜志主編McNutt博士時，她曾提醒說：“有些來自中國的論文不是帶著客觀冷靜的風格來寫的，這些作者似乎在推銷其研究結果而不是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者去探索科學真理。”我相信中國“群眾運動”式的科研推動對學習、跟進、科普和參與全球科技對話是有益的，但如果一個社會浮躁地、系統性地以功利作為激勵手段的，它會可持續地產出流芳百世的科學家和科學成果嗎？

　　 就目前中國專利體系與發達國家比較來說，曾為中國公司代理國際半導體、電子、生物醫藥、化工等專利案件的美國眾達律師事務所（Jones Day）的專利律師陳熾先生認為(編者注：陳的觀點基于作者與其的訪談)，發達國家衡量一項專利的質量通常有三個基于市場的判斷標準：第一，該專利是否在保護期有效阻止競爭對手做同樣的產品，從而使創新者獲得壟斷利益。第二，如果有人試圖侵權，該專利是否能作為創新者起訴侵權者的有力武器。第三，創新者從該專利可以獲得的專利許可費是多少。陳先生在國際專利訴訟方面有超過二十年的從業經驗。他還說，目前中國企業的專利數量雖然迅速上升，但質量很差。在他熟悉的醫藥行業，國家十二五規劃提出了推出30個新藥的目標，但到現在“十二五”即將過去的時刻，“重磅炸彈”型（超過10億美元銷售）藥品一個也沒有推出。在國際專利訴訟官司中，極少看到中國企業作為原告起訴他人侵權的報道，而中國大學和企業從專利授權中獲利數量也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