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金融時報網20日發表作家約翰·凱撰寫的題為《經濟金融化加劇不平等》的文章。文章說，1920年，發達國家中收入最高的1%人口占了全部總收入的15%到20%。德國的不平等程度令人吃驚，而最平等的社會是像澳大利亞、加拿大及美國這樣的主要由移民建立的國家。

　　 在這之后的50年間，這1%人口所占財富比例幾乎在所有地方都下降了約一半，至總收入的7%到10%。收入最高的0.1%人口財富比例的相對下降甚至更加明顯。

　　 我將主要關注英國、法國、德國和美國的這1%人口的經歷，借助托尼 阿特金森和薩爾瓦托雷 莫雷利對總收入的全面分析。但其他經濟發達國家（澳大利亞、加拿大、荷蘭及瑞典）的情況也大致相同。

　　 在這半個世紀里，投入醫療、教育，特別是社會福利的公共支出有所增加；稅負變得更加沉重、累進程度更高。均等化的推動力量確實強大。

　　 1970年，西德仍呈現出明顯的不平等，收入最高的0.1%人口的收入是他們在英國、法國或美國對應群體的兩倍多。在德國，推動出口成功的家族控制的中小型企業催生了一批收入極高的企業主，這一局面持續至今。

　　 1970年之后，平等主義的勢頭在各國都走到終點。但各國的經歷有所不同。在法國和德國，收入最高的1%和0.1%人口占有財富的比例與以往持平。在美國，這一比例已經驟升：收入最高的1%人口如今的相對收入高于1920年。英國收入最高人口的財富比例也經歷了大幅上升，雖然這一逆轉不像美國那樣戲劇化，英國的數據仍遠低于1920年水平。其他國家發生的事似乎反映了文化上的淵源：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看起來更像英國，而荷蘭更像德國。

　　 要理解這些趨勢及其影響，我們需要更多的數據——了解收入最高的1%人口是誰，但稅務部門不太愿意公開此類信息。美國的一項調查顯示，這1%人口中約三分之一是企業高管，而且這些人在收入最高的0.1%人口中占比更大。

　　 在1%人口中，近四分之一是醫生或律師，盡管在最頂端高收入者中較少有這兩種職業。富裕的醫生和律師群體可能是美國特有的現象：在其他國家，公共衛生系統以及比較有限的訴訟角色使他們的收入處于更多的控制之下。

　　 但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最大變化當然體現于金融專業人士的比例：他們在1%人口中的比例已從8%上升至14%；而且，在收入最高的0.1%人口中，從11%升至18%。由于跨入這1%人口的收入門檻已大幅提高，這低估了金融業壯大對于加劇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響。

　　 在一些西方國家，不平等的加劇主要是由兩個相互關聯的因素造成的：金融業的壯大以及高管薪酬的爆炸性增長。管理大公司的人歷來獲得相對高薪，但如今“相對高薪”的內涵已完全不同。金融業雇用更多的人，招募更多優秀人才，并付給他們高得多的薪酬。

　　 這些影響并沒有出現在法國和德國等國，這些國家已被證明對經濟金融化更有抵抗力。而英國和美國經歷了最廣泛的金融業增長，金融業在這兩個國家產生的影響也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