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無藍本，和平怎樣守護，答案恐怕就蘊藏在各種既有和新興力量、傳統和非傳統因素的互動中，要靠有責任擔當的人們用理性、智慧和協作精神去尋找。

　　作者：曉岸

　　2015年1月26日，久負盛名的德國慕尼黑安全會議第51次年會破天荒發布了一份“慕尼黑安全報告”。

　　題為《坍塌的秩序，不情愿的衛士？》的70頁報告分“主要角色”（美國、歐洲、俄羅斯、新興力量）、“熱點問題”（烏克蘭、中東、南海）、“重大挑戰”（網絡安全、難民、能源安全）等三個章節。

　　慕尼黑安全會議主席沃爾夫岡·伊申格爾在序言中毫不諱言，過去一年對安全政策制訂者來說是困難的一年，無數危機演化為關鍵性挑戰，對世界和平與安全構成嚴重威脅，眾多決策者和分析家們對此措手不及。“這些危機暴露出國際秩序中的智慧欠缺，揭示了現行集體安全機制和結構的短板”。

　　報告全景式勾勒了世界安全形勢的基本特點和主要問題：

　　---戰爭重返歐洲，勢力范圍之爭復活，即便是共同規制、相互依存最為緊密的地區也陷入嚴峻風險。俄羅斯與西方關系的崩潰可能導致冷戰終結以來歐洲一體化取得的所有進展付諸東流。

　　---中東面臨根本性的挑戰。敘利亞內戰的持續、“伊斯蘭國”的崛起、以巴沖突的再起以及埃及、利比亞、也門的動蕩瓦解著地區秩序，甚至威脅到一些國家的生存，只有突尼斯的民主轉型還算平穩。

　　---亞太地區雖躲過大亂，但總體形勢并不穩定。亞洲是防務開支在過去25年連年增長的唯一地區，不同玩家的話語基調變得更具進攻性，地區安全架構不甚穩固，未決領土海洋爭端有所激化。在南海、東海爆發大規模武裝沖突的概率雖然較低，但并非可以忽略不計。隨著中國發展強大，中國的鄰國紛紛尋求與美國建立更緊密關系。美國的“亞太再平衡”不是目標，不是承諾，而是現實。

　　---人道災難和持續沖突在非洲其他地區繼續上演，埃博拉疫迫使一些西非國家關閉邊境。

　　報告認為，面對種種危機，“我們解決問題的集體能力下降了，主要的全球安全治理機構遭到削弱”，“出現巨大的供需缺口”。傳統意義上的秩序守護者不再愿承擔責任，這既是秩序崩塌的原因，也是秩序崩塌的后果。

　　“當最有能力的全球領導者停止像過去一樣行事，其他棋手便借機進行底線測試”，“國際秩序陷入惡性循環”，報告寫道，同時認為，人類預測、預防問題的能力顯然也在削弱，“世界越復雜，將其保持在正軌的難度就越大，而在不同的噪音和信號中做出錯誤判斷卻變得更加容易了”。

　　報告指出，十幾年前關于“美利堅帝國”生成的刺耳警告已讓位于對山姆大叔可能從世界各地收手的恐懼。華盛頓不得不向歐洲和亞洲國家重申履行保護盟友的義務仍是美國核心利益所在，但人們并不確信美國能把這份特殊責任繼續承擔多久。關鍵的問題是，今日美國究竟是低估了自己的不可或缺性，還是正走上重新校準領導力的正確道路？

　　報告說，歐洲正努力克服金融和經濟危機的影響以及一些方面反對一體化的主張。歐洲雖致力于發揮全球作用，但難以在短期內以有效方式進行。如果說歐洲安全局勢尚存一絲亮色，那就是烏克蘭危機為加強歐洲國家外交政策統籌、增強北約應對危機行動力提供了“叫醒服務”。問題在于，如此之多的國家能否堅定履行盟友之間的安全承諾，是否已做好面對重大事件迅速采取共同行動的準備？

　　報告稱，就在越來越多的人把俄羅斯認作國際安全秩序的破壞者而非貢獻者之時，莫斯科仍在伊朗核問題6+1會談等場合發揮建設性作用，但在俄繼續介入烏克蘭戰亂的背景下，各國對俄關系仍面臨嚴峻考驗。“普京主義”的一項重要內容是要對歐洲所有講俄語的人實施保護，這是否意味著繼克里米亞和東烏克蘭之后，俄還會對其他俄族人口占相當比重的國家有所企圖？俄政府是否清楚其與西方的決裂能走多遠，其外交政策重心是否將從歐洲永久性地轉移開來，到其他方向尋找伙伴？

　　報告注意到中國經濟總量按平價購買力計算超越美國，金磚國家通過推進金融、經濟機制建設加強彼此合作，承認在西方世界內部存在對新興力量崛起問題的認知分歧：有人認為新興力量是“不情愿的利益攸關方”、“免費的搭車者”，對全球治理的貢獻沒有如經濟實力一般快速增長，也有人認為新興國家正在采取繞開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構建平行多邊架構的協調行動。在這兩種看法之間，哪個才是正解？

　　報告用相當篇幅關注非傳統安全挑戰，指出不是所有失序都可以歸因于主要力量關系的變化，利益相關和具有破壞能力的非國家行為體數量激增也是導致國家單獨或合作解決問題能力下降的原因之一，全球化時代相互依存的加深也放大著氣候變化和網絡攻擊之類問題造成的風險。戰爭的規則已經改變，著眼于政治和戰略目標而采取的非對稱、非軍事手段正在增多，在很多案例中發揮的效用超過武裝裝備。

　　報告特別提出，“伊斯蘭國”極端勢力不僅代表了一種新型的地面威脅，也以欺騙性的方式俘獲了成千上萬生活在文明世界的年輕人的幻想，那些赴“伊斯蘭國”控制區參戰的人一旦返回祖籍國，將會產生前所未有的新問題。

　　綜上種種，報告提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國際體系的不穩定究竟是應歸因于既有秩序被新崛起力量打破，還是美國扮演的領導角色走向失敗？”

　　令人不感意外地，報告在劃下一連串問號之后，未就國際秩序中的各項緊迫問題提出解決方案，哪怕只言片語。這樣的報告寫作方式是獨特而罕見的，將歐洲人對國際秩序前景的迷惘、彷徨情緒展露無遺，而這種情緒正是人類面對重大歷史轉換所必然要產生的。

　　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雅爾塔體系確立70周年。“慕尼黑安全報告”在這樣一個年份發表這樣一份充滿疑問不提建議的報告，其實是在以十分嚴肅的方式提醒當今世界的領導者們：舊的秩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無藍本，和平怎樣守護，答案恐怕就蘊藏在各種既有和新興力量、傳統和非傳統因素的互動中，要靠有責任擔當的人們用理性、智慧和協作精神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