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習近平主席在和印度尼西亞總統會晤時，提出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倡議。中國提議建立亞投行的目的是通過互聯互通實現合作共贏：目前，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水平普遍較差，提升空間巨大，很多國家缺水、卻電、卻道路。據統計，2010年至2020年，亞洲各國國內基礎設施投資合計約需8萬億美元。早在2010年，東盟首腦會議通過“東盟互聯互通總體規劃”，確定了700多項工程和計劃，投資規模約達3800萬美元。但是一說到資金支持，很多地區國家和國際組織就“退居二線”、“縮手縮腳”。

　　亞投行的經濟意義有三個層面：1、通過互聯互通，不斷增強成員國自我發展能力；2、對于發達國家而言，能擴大投資需求，拉動其經濟復蘇；3、有利于擴大全球總需求，提振國際社會的經濟信心。

　　需求決定亞投行的成敗：由于資金投入大、建設周期長，基礎設施建設的融資，僅憑各國一己之力，難以解決，必須采取多邊的方式進行推動。例如，印尼是一個千島之國，需要海上的連接。印尼已經制定了全國計劃，要建設2000公里的道路、10個機場、10個港口和10個工業園區。但穩定的資金來源不是印尼一國能夠解決的。另一方面，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有經驗、有技術，也有深入人心的理念：“要想富，先修路”的中國理念被廣大亞洲國家所接受。此外，已有金融機構根本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亞洲地區每年需要8000億美元的投資額，但是亞行(亞洲開發銀行)只能提供5%。這個巨大的缺口，也正是亞投行應運而生的契機。

　　亞投行與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哪些相同和不同之處：第一，共性包括：1、都是多邊國際金融機構，通過發放貸款以解決發展中國家或貧困國家的發展問題。2、都是國際公共產品，是全球治理的組成部分，即通過多元主體的合作管理，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不以賺錢、贏利為目的，而是要推動國際社會的共同進步。第二，差別主要表現在定位和業務重點不同：1、亞投行是發展中國家倡導的區域性融資平臺，貸款重點服務于亞洲的基礎設施的建設；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亞行融入了更多西方價值觀（貸款有苛刻的政治、人權條件），貸款重點服務于全球的減貧工作。

　　目前，世界上兩大國際金融機構分別是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部在華盛頓），美國在這兩個組織中都是第一大出資國，擁有一票否決權。前者負責向成員國提供短期資金借貸；后者提供中長期信貸來促進成員國經濟復蘇。世界銀行的貸款作用在減退，部分原因在于針對貧困國家的貸款條件太苛刻。根據規則，無論是世界銀行還是亞洲銀行，要獲得他們的貸款，都要在政府透明度、人權等方面通過考核，還有環保、勞工等多方面的要求。所以，經濟問題政治化、死氣沉沉的管理方式、條件苛刻、效率不高，使很多國家開始反感，“我沒錢，但是我要被尊重”，不希望這些組織對貸款國說三道四。

　　美國和歐洲非常擅于利用金融工具：歷史上，英國秩序同英鎊的穩定密切相關，而英鎊的穩定與金本位制的確立密切相關。英鎊逐漸成為全世界普遍接受的國際貨幣，倫敦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今天，美國秩序同美元的穩定密切相關。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了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基本內容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以及實行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度。同時，西方國家的金融工具有濃重的意識形態色彩，如歐洲復興開發銀行：1991年成立，總部設在倫敦。主要任務是幫助東歐、中歐國家向市場經濟轉化，具體內容如加強民主、尊重人權等，常有干涉一國內政之嫌。

　　需要指出的是，既要強調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多邊開發銀行的互補關系，也要強調他們之間的良性競爭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為發展中國家服務，更好地提升后者的活力與服務意識。亞投行與世界銀行、亞行等組織的確有競爭關系，但是競爭的不是霸權，而是市場，是好評，是世界進步的現實意義。良性競爭對于開發貸款以及其他市場都是有利的。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要避免簡單類比，一方面不要一方面反對別人拿“馬歇爾計劃”類比中國的“一帶一路”，另一方面自我陶醉地把亞投行比作美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馬歇爾計劃”、“布雷頓森林體系”等制度安排都有維護一國霸權的意味。許多西方媒體將亞投行稱作是中國控制的，這不客觀。此前中國對外表示可出資到50%，這表明中國對亞投行的強力支持，但也不一定非要50%，隨著亞投行成員的增多，中國的占股比例會相應下降。中國有控制的能力，但沒有控制的意愿：中國不尋求一票否決權，因為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反對美國在世界銀行擁有否決權，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是亞投行的發起國與關鍵力量：中國推崇協商一致，即“有事好商量”，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而不是靠投票權來決定。中國要推動共識，在共識的基礎上，把具體的項目做扎實。

　　亞投行表明中國外交布局的重大調整：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重要舞臺是中國的外交布局。可以預見，多邊外交將提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通過亞投行等多邊機制，既有利于中國整合周邊與全球資源，也有利于中國贏得良好的口碑與聲譽。

　　為什么大家爭著想做創始國：國家在考慮回報的時候，既包括經濟回報也包括政治回報；創始會員國會得到特殊的政治回報，會載入史冊，特別是大國非常在意這個。小國更加關注具體的經濟回報。從原則來說，創始會員國與其他會員國在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并無區別。金融機構最大的特權是投票權，投票權的多寡取決于成員國的出資份額。具體來說，以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衡量各國的經濟權重，以經濟權重來衡量各國的出資份額和股份分配的比例。由此看來，創始會員國的特權主要具有象征意義，即“歷史不會忘記”。

　　要避免亞投行被過度政治化：中國要推動國際規則更加合理與完善，但不是要進行顛覆。在國際關系中，負責任不僅僅指要援助、要砸錢，更強調公共產品的提供，要有議程設置的能力：我不能決定大家內心想什么，但我能決定大家討論什么。要避免亞投行以及一帶一路的政治化，要在便利、透明、高效、合規上做文章，推動可持續發展、包容性發展、公平性發展。1、可持續發展，基礎設施建設要符合綠色和低碳標準，要有人文情懷、要在生態友好上下功夫；2、包容性發展，使各國人民有機會的參與到亞洲的共同事業中來，要避免由于邊緣化狀態而導致的極端化情緒的蔓延。3、公平性發展，既要反對霸權，也要反對特權，使公平成為亞洲國家的共同價值。目前的突破口：成立后要提高放貸效率，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但同時要制訂嚴格并切實可行的高標準保障條款。

　　亞投行不是“中國版的門羅主義”。開始的時候，美國游說七國集團和亞洲盟友不要加入該機構。美國認為，鑒于世界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的存在，沒有必要再建一家新的開發貸款機構。美國的擔心：1、從戰略來說，亞投行會動搖美國霸權的基石——全球貨幣與金融秩序，美國已經領導了70年；2、從技術來說，由發展中國家組成的金融組織，美國擔心貸款標準是否會很低，或形同虛設。

　　“如果你控制了石油，你就控制了所有國家；如果你控制了糧食，你就控制了所有人；如果你控制了貨幣，你就控制了整個世界。”今天，美國在能源領域、金融領域都感受到了中國強大的競爭壓力。

　　3月23日，奧巴馬稱歡迎亞投行的設立并表示亞投行可以和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展開合作。美國態度的轉變不僅僅是因為盟友的倒戈，更主要是國內壓力：1、全球經濟新格局的主要標志是發展中國家的群體性崛起，美國要接受這個事實；2、加入才有可能從內部影響亞投行的發展。

　　從圍堵到合作，也表現出美國態度的虛偽性：一方面，不停敦促中國發揮與其日益增強的實力相符的國際責任，為全球發展提供更多的資源；另一方面，當中國朝這個方向努力時，比如建立亞投行，美國卻試圖阻撓，這就顯得短視和虛偽了。對中國人而言，亞投行的建立不是北京與華盛頓爭斗全球經濟影響力，而是發展中國家與西方經濟秩序的博弈。

　　亞投行是中國“共同體外交”的新載體：“共同體外交”的實質，不是單純尋求一國利益，而是將共同體成員的利益捆綁在一起，實現普遍的利益增值。因此，區域開放主義、利益均沾、透明化操作是“共同體外交”的邏輯基礎。這也是區域多邊主義與開放主義的合法性基礎。共同體有三個階段：利益共同體，即要在滿足需求上做文章；命運共同體，即要在應對挑戰與回應壓力上做文章；價值共同體，即要在相關欣賞與內心認同上做文章。

　　從金磚銀行到絲路基金再到亞投行，中國要把一帶一路做實：金磚銀行、絲路基金、亞投行等金融平臺的建立，使中國夢同亞洲夢、世界夢有了對接與落地的抓手。但是，要避免資源多而雜亂，要做“精致資源”：在經濟上，要處理好同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傳統平臺的關系，這些組織有很多寶貴的經驗，特別是擁有豐富的人力資源基礎，有全球視野，因此中國要主動地學習借鑒，要合作共贏。這些新平臺與現有國際金融機制是互補、合作的關系，也是推動后者不斷完善的新鮮血液。

　　3月26-29日舉行博鰲亞洲論壇，“一帶一路”規劃將正式發布。“一帶一路”范圍廣，規劃不會過細，更多是原則性的表述，要留下足夠多的、動態性的空間讓絲路國家和企業去參與，不希望限制參與國和企業的主動性和創造力，主要提供方向性內容，如交通、能源、電力、通訊等基礎設施的投資重點與合作領域是什么？這個方向與亞投行的工作重點是匹配的。亞投行已經箭在弦上，要大干一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