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日本媒體的最新報道，日本決定暫不做出是否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的判斷。換言之，安倍政府仍在這一問題上保持觀望態度，但這也為下一步的政策操作預留空間。

　　與安倍政府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曖昧態度相比，日本學界及經濟界卻持有較為積極且明確的態度。比如，日本主流媒體之一的《日本經濟新聞》不久前發表社論稱，鑒于歐洲主要國家紛紛申請加入中國提議籌建的亞投行，日本亦應積極參與相關的合作進程。《每日新聞》更是撰文表示，亞投行肩負著提升亞洲未來發展的重任，日本若不主動參與這一國際組織，則是亞投行的損失，更是日本的損失。

　　除此之外，日本國內也不乏反對的聲音。右翼媒體《產經新聞》甚至意圖丑化中國提議籌建亞投行的動機，認為這是在故意制造與日美抗衡的新經濟體系，其實際價值如同正處于談判進程中的TPP。《產經新聞》的這一表態既表露出日本國內保守勢力在亞投行問題上的一致觀點，同時也將安倍政府所持有的、不切實際的“抗辯思維”暴露無遺，這無形中也制約了中日關系的正常發展。

　　事實上，安倍政府及日本國內的保守勢力對是否加入亞投行主要存有三點疑慮。第一是中國的“絕對主導權”。日本保守主義的主要觀點認為，中國不僅是設立亞投行的倡導者，也將是“主導”亞投行相關談判進程的“駕馭者”，甚至更可能成為今后亞投行運營過程中的“最高決策者”。第二是亞投行對日美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的“挑戰性”。日本擔憂亞投行的建立會使得亞洲開發銀行邊緣化，進而使日本在亞洲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邊緣化。這樣一來，日本勢必會失去其在亞洲經濟合作中的地位，并轉讓部分的“特殊待遇”。第三，亞投行對現行國際經濟秩序的“破壞性”。日本國內保守主義觀點仍“堅持”認為，金融危機后的國際經濟秩序仍是美國主導下的有序競爭，而日美合作在其中扮演了至關重要的角色。但亞投行的建立無疑會顛覆這一傳統的、“穩定的”運營體制，致使國際經濟秩序陷入新一輪的“動蕩”。

　　除了上述的疑慮之外，安倍政府始終在亞投行問題上舉棋不定，暴露出明顯的矛盾心理。

　　具體而言，一方面日本既希望與亞投行暫時保持一定距離，從而可以獲得足夠的應對時間和空間，但同時也并不愿意被亞投行所疏遠、甚至是邊緣化。基于此，安倍政府既不清楚地表明拒絕參加合作談判的意愿，同時又借助所謂“運營透明和審查公平”等造詞，間接性地觸碰亞投行的組建機制，使日本保持與亞投行之間“若即若離”的互動關系。

　　另一方面，安倍政府的矛盾心理源自美國對亞投行的曖昧態度。美國始終沒有在亞投行問題上展現明確的態度，致使日本只能在同一問題上舉棋不定。受其影響，日本唯有持續關注美國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政策動向，并不時給予相應評論。盡管如此，安倍政府始終不敢逾越美國的步伐，率先表態。與此同時，令安倍政府更為擔憂的是美國的“單飛”，即美國可能會在不事先告知日本的情況下單獨表態，加入亞投行談判，進而使日本最終未能踏準時間節點，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因此，與其說日本在不斷地研究對策，加速做出判斷，毋寧說它仍在等待美國的最終表態，以確保自身的亞投行政策與美方保持高度的一致。

　　由此可見，日本在亞投行問題上的政策舉措仍受制于美國，這也延續了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一貫表現。更為重要的是，亞投行問題也暴露出日本狹窄的國際視野觀。即在日本政界，亞投行普遍被視為中國主導的新國際經濟合作機制，并對日美兩國主導的亞洲開發銀行等合作機制構成實質性挑戰。需要提醒的是，任何地區性經濟合作機制能否較好地促進或完善現有的經濟體系，使之可以更為符合、亦更為適應時代的發展要求，需要相關國家的共同努力、密切合作。這一基本原則適用于其他國際組織或地區性合作機制，同樣也適用于亞投行。

　　（作者陳友駿 系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