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南亞和環印度洋地區首屈一指的大國，印度外交歷來引人矚目。進入21世紀后，在維持印俄傳統友好關系的同時，隨著印美關系、印日關系的不斷升溫，印度的不結盟外交在各大國之間左右逢源，呈現更為顯著的全方位特征。不過，倘若將中印關系與印俄、印美、印日關系對比，印度外交戰略頗顯遠交近攻的態勢。盡管中印關系近年來基本保持穩定，但印度仍是當今與中國陸上邊界爭端最嚴重的國家，兩國甚至于2013年4月和2014年9月先后兩次在邊境地區發生軍事對峙。相比印度與俄、美、日等其他大國的關系，中印關系因受領土爭端的制約，發展過程更顯曲折，面臨的潛在挑戰較大。在此背景下，印度總理莫迪于2015年5月14日至16日對中國進行正式訪問，這是繼習近平主席2014年9月訪問印度之后兩國高層的又一次重要互動。中印之間頻頻開展高層互動，是否意味著印度遠交近攻的外交戰略已告終結？又是否意味著中國也已進入印度外交左右逢源的戰略視野？

　　一、國內政局對印度外交的影響

　　印度最早的政黨國民大會黨（簡稱“國大黨”）成立于英國殖民統治時期的1885年。國大黨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爭取印度獨立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1947年印度獨立后，國大黨長期執政，從1947年到2014年，國大黨只有13年不是執政黨。盡管就歷史淵源和執政時間而言，國大黨是印度第一大政黨，但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人民黨的政治影響力逐漸擴大，印度政壇逐漸形成了國大黨和人民黨兩黨并立的局面。而在2014年大選中，人民黨以壓倒性的絕對優勢擊敗了國大黨，奪得了人民院545個議席中的282席，而國大黨僅獲得44個議席。印度政壇的天平開始倒向人民黨。

　　人民黨之所以能在2014年大選中完敗國大黨，主要源于印度國內政治和經濟因素，與兩黨的外交戰略并無直接關聯。在2014年大選之前，國大黨已連續10年執政，卻始終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增速放緩、失業率居高不下、政府貪腐丑聞頻傳等問題，政治聲望受到較大影響。在此背景下，長期以來作為國大黨領導核心的尼赫魯─甘地家族逐漸失去民眾支持。繼尼赫魯、英迪拉·甘地、拉吉夫·甘地和索尼婭·甘地夫婦之后的第4代傳人拉胡爾·甘地對政治的熱情不高，在2014年大選期間被莫迪稱為“不情愿的王子”，更使國大黨缺少足以凝聚人心的領軍人物。人民黨正是抓住了上述機會，在2014年大選中以壓倒性優勢擊敗國大黨。

　　有觀點認為，人民黨相比國大黨的民族主義色彩更顯突出。1998年5月，正是在人民黨執政期間，印度不顧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強行進行核試驗。但值得注意的是，國大黨作為當時最主要的反對黨，對人民黨政府的核試驗也表示支持。事實上，國大黨與人民黨在外交戰略上并無太大差異，兩黨都強調以不結盟作為外交戰略的基本指導方針，在此基礎上開展全方位的務實外交，希望通過不依附任何其他大國但又與其他大國加強合作來締造印度的世界大國地位。無論國大黨還是人民黨執政，在處理與美、日、俄等國的關系時，既注重保持自身外交戰略的獨立性，又重視與各大國的合作，希望獲得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持。而在處理對華關系時，兩黨也都秉持“防范加合作”的基本方針，一方面在領土爭端上立場強硬、毫不退讓，對華保持防范，甚至將中國視作首要外部威脅，另一方面也在雙方的共同利益領域推動合作，希望保持中印關系大局的基本穩定。盡管2014年大選后印度政壇出現了新一輪政黨輪替，但國內政局變化對印度外交戰略的基本走向影響相當有限。

　　二、印度外交戰略：從不結盟到全方位的大國締造式外交

　　自1947年獨立至今，印度外交戰略雖然在不同歷史階段有所調整，但不結盟作為基本指導方針一直延續至今。早在獨立之初，印度就已將“成為有聲有色的世界大國”作為外交戰略的重要目標。不過，不同于美、蘇、日、英、法等其他國家，也不同于20世紀50年代一度與蘇聯結成中蘇同盟的中國，印度始終將不結盟作為締造大國地位的主要外交手段。冷戰中前期，印度在以下三方面受益于不結盟外交：其一，印度在美蘇對峙的兩極格局中得以左右逢源，從兩個超級大國那里都能獲得可觀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支持；其二，印度作為“不結盟運動”的主要發起國之一，在第三世界的廣大發展中國家中間享有較高的國際聲望，甚至一度被視作第三世界的領袖；其三，盡管印度的綜合國力遠不如美蘇兩強，甚至弱于中國，但印度維持了自身外交戰略的獨立性，并且鞏固了作為南亞和環印度洋地區首要大國的地位。1962年中印邊界戰爭期間，美蘇兩個超級大國一致力挺印度，第三世界的很多國家也對印度表示支持，這在冷戰時期實屬罕見，表明印度的不結盟外交當時已產生較好的效果。盡管自1971年《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簽訂至冷戰結束，印度和蘇聯關系更為密切，和美國相對疏遠，但印度并未正式加入蘇聯陣營，也從未和美國徹底決裂。縱觀整個冷戰時期，印度的不結盟外交雖然不是在美蘇之間完全意義上的等距離外交，但至少在形式上一直得以延續。

　　冷戰的結束使印度在維持印俄傳統友好關系的同時，獲得了發展印美關系的空間。美國盡管對朝鮮核問題和伊朗核問題保持高度關切，對印度核試驗卻相當寬容。2000年3月，距印度核試驗不到2年時間，時任美國總統克林頓訪問印度，大談“世界上最強大的民主國家”和“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國家”之間的合作。此次訪問期間，兩國在《印美關系：21世紀展望》的聯合聲明中聲稱要建立“新型伙伴關系”。2003年，印美“新型伙伴關系”升級為“戰略伙伴關系”。2005年6月，印美簽署《印美防務關系新框架》，對兩國軍事合作進行了規劃，內容涉及聯合軍演、合作研發和生產武器裝備、人員培訓與交流等諸多方面，美國實際上給予了印度準盟友待遇。2006年3月，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訪印，在印度堅持擁有核武器的背景下，印美簽訂民用核能合作協議，意味著美國在事實上承認了印度的核國家身份，由此解決了困擾印美關系的一大難題。此后，印美關系駛入穩步發展的快車道。2010年6月，由時任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和時任印度外交部長克里希納共同主持的印美第一次戰略對話在華盛頓舉行，由此開啟印美高層對話機制。至2014年8月，印美戰略對話已舉行五次。

　　由于日本一直以美日同盟為日本外交的基軸，印美關系的升溫也帶動了印日關系的發展。印日之間既沒有諸如邊界爭端之類的重大利益沖突，也沒有難以擺脫的歷史包袱。盡管曾因1998年印度核試驗受到一定影響，冷戰結束以來印日關系不斷強化的趨勢并未逆轉。2000年8月，時任日本首相森喜朗訪問印度，雙方表示要建立“全球伙伴關系”，并恢復因印度核試驗而中斷的雙邊安全對話，表明印日關系開始走出印度核試驗的陰影。2005年4月，時任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訪問印度，雙方發表《聯合聲明》，決心大力深化兩國“全球伙伴關系”，并開展“高級別戰略對話”。2006年12月，時任印度總理曼莫漢 辛格訪日，雙方發表《聯合聲明》，表示要構建“戰略全球伙伴關系”，比森喜朗訪印時達成的“全球伙伴關系”更進一步。辛格在日本國會發表的演說中還把印日合作比作“亞洲最大的民主國家和亞洲最發達的國家”的結合。2014年9月，印度總理莫迪在訪日期間公開表示希望“向世界推廣與日本共有的民主主義價值觀”，并和安倍晉三首相一致決定將印日關系提升至“特殊戰略性全球合作伙伴關系”。

　　冷戰中后期，特別是1971年《印蘇和平友好合作條約》簽訂后，隨著印蘇關系的大幅升溫，受美蘇兩極對峙格局的影響，印美關系和印日關系一度冷淡。盡管印度的不結盟外交在形式上依然延續，但相比20世紀50至60年代的左右逢源，印度外交的全方位特征趨于弱化。冷戰結束以來，特別是進入21世紀后，在印俄傳統友好關系繼續維持的同時，印美關系和印日關系實現了穩步發展，印度不結盟外交的全方位特征再度強化，在大國之間重獲左右逢源的巨大空間。毋庸置疑，這條由不結盟開端的全方位外交之路將繼續成為印度締造世界大國地位的戰略路徑。

　　三、印度對華外交：防范加合作

　　與美、俄、日等其他大國不同，中國既是唯一與印度有陸上邊界的大國，也是印度獨立后唯一與之有過軍事沖突的大國，還是唯一與印度尚有邊界爭端懸而未決的大國。在與美、日、俄等國的關系中，印度主要面臨的問題只是如何通過左右逢源獲得更大的利益。對比之下，就中印關系而言，印度面對的卻是左右逢源還是遠交近攻的戰略抉擇。印度外交若奉行遠交近攻的戰略，顯然美、俄、日等國顯然是“遠交”的對象，而中國就是“近攻”的目標。

　　冷戰時期的印蘇接近，與其說是美蘇兩極對峙的產物，不如說是中蘇分裂的副產品。正是出于對抗中國的共同動機，印度和蘇聯逐漸形成準盟友關系。20世紀70年代至冷戰結束，隨著印蘇關系的大幅升溫，中國和巴基斯坦也越走越近，由此在南亞地區形成了以印蘇為一方而中巴為另一方的小兩極對峙格局。冷戰結束后，隨著中俄關系逐漸走出中蘇對抗的歷史陰影，盡管印度與俄羅斯繼續保持密切合作，但共同對抗中國的戰略動機已大為弱化。

　　然而，對中國予以有效牽制卻是近年來印美關系和印日關系升溫背后的重要因素。無論美、日，還是印度，面對中國的崛起，都希望借助對方的力量予以制衡。在對華關系上，印度不僅在中印邊界爭端中毫不妥協，而且不斷有高層官員對中國發出挑釁性言論。1998年印度核試驗期間，為爭取美、日等國的諒解，時任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大肆渲染“中國威脅論”，聲稱“印度發展核武器是迫不得已”，是由于受到了“那個強大的北方國家的威脅”。2008年11月，時任印度外交部長慕吉克也公開聲稱中國是對印度安全的挑戰。2014年莫迪當選總理后，中印關系依舊存在摩擦。2014年9月，中印兩國再次在邊界地區發生軍事對峙事件。鑒于中印邊界爭端在短期內難以獲解，未來印度對中國的防范難以徹底消除，這也給美、日兩國拉攏印度牽制中國的外交戰略創造了施展空間。

　　盡管如此，印度和美、日兩國正式結成反華同盟的可能性并不大。一方面，印度對徹底倒向美、日有較大顧慮，除非國家安全受到中國的重大威脅，印度很難放棄幾十年來至少在形式上始終延續的不結盟外交。印度并不甘淪為被美、日利用的“棋子”，而是更傾向于利用美、日的支持向中國施壓。印度倘若與美、日兩國貿然形成聯盟關系，其左右逢源的外交戰略空間將大幅縮水，這顯然不符合印度的利益。另一方面，中印關系雖然受到邊界爭端的影響，但中國始終希望與印度求同存異，基于兩國的共同利益推進中印政治經濟合作。事實上，作為新興的發展中大國，兩國在眾多國際問題上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無論在政治還是經濟上，中印合作的重要價值都是印度外交難以忽視的。此外，倘若中印關系的發展始終停滯，印度外交的全方位特征也將大打折扣。

　　就未來而言，印度對華外交將呈現防范與合作并存的雙重特征。由于中印邊界爭端短期內難以獲解，中印關系難免會有波折，印度對中國的防范也將持續，以牽制中國為重要考量的印美合作與印日合作仍將擁有存在的空間。然而，只要中印邊界爭端不進一步惡化，基于兩國廣泛的共同利益，中印合作必然成為印度全方位的務實外交無法忽視的亮點。從這層意義上講，未來印度外交將奉行遠交近攻與左右逢源并存的雙重戰略。相比印度與美、日、俄等其他大國的關系，印度對中國仍將有較大的防范，中印關系仍然面臨較大的潛在挑戰。但中國近年來的實力增長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也是印度經濟發展的重要機遇，印度不結盟、全方位的大國締造式外交戰略左右逢源的范圍也將隨著中印關系的前行而進一步拓展。在擱置邊界爭端的前提下，中國并不只是印度遠交近攻戰略中的“近攻”目標，也將在印度左右逢源的全方位外交戰略中成為富有價值的合作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