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近日宣布日本今后5年將投資1100億美元支持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恰好比中國為亞投行設定的1000億美元注冊資金多一點點，就如同當年仿照巴黎埃菲爾鐵塔修建東京塔，刻意比埃菲爾鐵塔高出8.6米一樣，反而襯托出日本此刻難以言表的心態。

　　而對于此舉，海外媒體大都以“抗衡中國”描繪安倍的意圖。確實，亞投行不僅展現了中國積極務實的經濟作為，而且表明了中國倡導新秩序的國際感召力，日本心情不爽可以理解。從美日的反應看，美國雖然也不愉快，但美國的自我感覺還不至于因為一個亞洲的投行就被顛覆。身在亞洲的日本反應更敏感一些。

　　其實，在亞投行成形之后，日本各界都在反省日本政府的情報不準、決策不力、反應不當。日本本來就是一個經濟大國，盡管最近一些“政治愛好者”很活躍，但各界有識之士還是更關注經濟，很多人預估安倍訪美前需要照顧美國面子，回來后一定會補亞投行的課，6月財長會是一個好機會。

　　但是，安倍訪美后，不僅在歷史認識、日美安保，而且在經貿包括亞投行等問題上，日本態度明顯轉硬。看起來日美達成了一些共識，且都圍繞一個中心目標——“抗衡中國”。安倍宣布1100億的計劃，似乎有攤牌的意味了。

　　本來，中日經濟、技術、產能上的互補性決定了國際分工產業鏈上雙方合作大于競爭的基本性質，安倍經濟學未能妥善打通日本飽和型經濟走出去的通道，正需要亞投行這樣的平臺。外界都看好中日在亞投行的前景，但日本放著“陽關道”不走，非走自己的“獨木橋”，我們也只能扼腕以待。日美第一次拒絕亞投行可能主要是市場判斷失誤，但這次日美聯手在政治甚至安保層面展開對抗，應該是冷戰遺留的毛病。但這樣做也不能阻擋亞投行按時代軌道的運行。

　　中日經濟上鬧點別扭，最符合美國利益。當然，日本也在權衡內外政經利益的得失。相對于美國，日本更在乎在亞洲中日誰是“龍頭”——這個問題其實一直就是中日博弈的本質，歷史認識、領土糾紛等，很多都是圍繞這個本質展開的。中美是全球“龍頭”問題，中日是亞洲“龍頭”問題。現在中美力量對比，還沒有達到中日之間這樣接近，而且中美雙方相對理性、務實，能夠比較成熟地對待一些分歧。但是，中日在亞洲碰撞更直接之外，還有一個致命的問題是由于歷史等原因，使雙方關系中非理性、不確定性等負面特征更為明顯。可以說，中日關系是所有大國雙邊關系中最易于失控的一對(有時甚至超過俄美關系)。日本的表現已呈現非理性特征。中日要管控雙邊關系就必須注意這個特點。(庚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