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在經歷了從集中反恐到遏制恐怖主義威脅與應對新興大國崛起并重，再到“全球再平衡”的轉型之后，美國全球戰略的重心加速向亞太地區轉移，呈現總體收縮中的局部擴張之勢。在這一進程中，美日同盟關系在傳統和非傳統安全兩個維度上都得到加強，從美國的戰略轉型中持續受益。

　　牽動美日不斷強化彼此關系的主要因素，一是美國建立廣泛的反恐國際聯盟的需要，二是中國加速崛起帶給美日兩國的焦慮感，三是朝鮮內外政策的極不透明和執意實施核導戰略帶給街坊四鄰的嚴重不安，四是美國的經濟金融和財赤危機，五是日本國內政治形態的變化。上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社會的總體保守化和自民黨“一黨獨大”地位的回歸導致這個國家的政治右傾、對外逞強，這一趨勢在中國崛起等外部變化的強刺激下更加固化，到安倍晉三再度執政后走上快車道。

　　另外一個不可忽略的因素是日本揮之不去的自主研發、擁有核武器的潛意識。2014年3月曝光的日本長期隱匿承諾歸還美國的300多公斤武器級钚事件雖然在美方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斡旋之下得到平息，但其背后的美日折沖樽俎和日本國內擁核派與反核派的政治角力絕不簡單。以“零和”思維著稱的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系教授米爾斯海默就認為，日本長期蜷縮在美國的核保護傘下，意味著一旦發生重大危機，美國必須立刻站到日本一邊。一旦日本稍稍覺察到美國無意全力支持它，就會產生強烈的擁核動機。

　　必須提及2009年9月至2010年6月執政的民主黨黨首鳩山由紀夫。這是一任重視“亞洲協同”甚于對美外交的首相。出于抬高自己國內政治地位的需要，鳩山以有別于安倍晉三等政客的另一種方式煽動民族主義。他極力推動普天間美軍基地遷出沖繩，明確宣示要順應多極化趨勢減少日本的對美依賴，公開呼吁美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還倡議了把美國排除在外的“東亞共同體”，無不觸及美國亞太戰略的傳統底線，使得同樣剛登臺不久的奧巴馬政府坐立不安。

　　奧巴馬政府選擇低調以對，一方面重申美國對日本的安保承諾，避免在日本公眾面前與其沖撞，一方面把普天間基地搬遷問題與美日關系相切割，強調必須在確保美國前沿部署不受影響的前提下處理有關爭議。由此，美國成功調動了日本社會對鳩山的不信任感，2010年3月發生的韓國“天安號”警戒艦被擊沉事件以及由此導致的朝鮮半島緊張局勢升級則從旁幫了忙。鳩山最終因未能兌現遷移普天間基地的承諾而辭職。鳩山試圖借民意改變美日同盟關系議程，但當時的民調顯示八成以上日本國民支持發展美日同盟關系。美日關系在鳩山執政期間發生的波動以日本對外戰略中的脫美傾向失去勢頭告終，為奧巴馬政府下決心“重返亞洲”按響鬧鈴、埋下伏筆，中日關系也失去了一次難得的躍升契機。

　　2011年3月日本東北部地區發生了地震、海嘯、核泄露“三災”，這一事件對近年的美日關系發展具有重要的安全、政治意義。美國全力參與救援，美軍太平洋總部為此出動了包括里根號航母在內的24艘艦船、2萬多名士兵，實際進行了一場特殊情況下的美日同盟總動員。此后四年，奧巴馬政府主導下的美日關系進入一種僅次于歷史上大平正芳首相與卡特總統、中曾根康弘首相與里根總統、小泉純一郎首相與小布什總統時期的最親密狀態。歷史規律顯示，只有當美日兩國均處在高度的危機感之中時，彼此同盟關系才會顯得如此親密。

　　2015年4月，奧巴馬與訪美的安倍晉三共同確認了美日防衛合作指針時隔18年的再次修訂，實現了兩國軍事同盟由區域級別至全球級別的調升。美日同盟因1951年締結的安保條約而成，冷戰期間以應對前蘇聯威脅為基本指針，1960年首次修訂明確提出美國對日本承擔防衛義務，1997年第二次修訂明確了應對“周邊事態”擬采取的合作內容，允許日本自衛隊在亞太地區發生沖突時配合美軍作戰，標志著美日同盟由防御侵略的“內向型”轉變為介入地區沖突的“外向型”。2015年的調整制定了日本自衛隊在世界范圍內協助美軍的框架，進一步擴大了其對美軍的后方支援能力和配合作戰范疇。美日軍事力量將在跨越亞太的廣泛地區展開合作，實現從“平時”到“有事”的無縫對接。

　　日本國內政黨派系無論左中右，都承認防衛合作指針的此次修訂是一個“歷史轉折點”。中國國內學術界則有觀點認為這標志著美日同盟由“美主日從”轉向“美主日輔”。美日同盟關系的加強并非突發事件，而是一個沿早已設定的軌道完成的“自我預言”，有關進程實際上在克林頓執政時期美日防衛合作指針首次修訂之后就開始了。在這個“預言”中，美日各取所需、互相利用：美國要的是關鍵盟國與其分擔責任和風險，并在亞太地區以美日關系為基軸編織多邊性質的同盟網絡，盡管由于日本缺乏號召力，中國又已變得遠比日本重要，建立這樣的網絡難上加難；日本要的是倚美保安全，同時在強化同盟關系的進程中尋求正常國家、政治大國地位及海外軍事行動自由。

　　美日在軍事安全上的相互依靠并不能充分證明兩國就已“親密無間”。事實上，美日在諸多問題上互不信任，一些分歧還在擴大。白宮在內部將安倍的“積極和平主義”評價為“說大話”，認為日本當務之急是加強軍力。美國雖支持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但對安倍否認二戰歷史的政治傾向不滿，對安倍執意參拜靖國神社“失望”。礙于自身歷史情感，出于穩定對華關系、撮合美日韓三邊同盟合作的需要，美國要求日本妥善處理歷史問題，緩和與韓、中的緊張關系，并且絕不可以在與鄰國的領土爭端中“先開第一槍”。盡管美方已在最高層重申“尖閣諸島”（中國稱釣魚島）適用于美日安保條約第5條，日本卻對美國能否向其提供充分保護信心不足，這也正是安倍內閣極欲突破戰后束縛發展安全自保能力的重要原因之一。

　　4月8日，美國國防部長卡特在訪日期間提出了希望日本分擔南海地區警戒任務的想法，以遏制中國在南海的島礁擴建行為。日方顯示出為難情緒。這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巡邏機的續航能力不足以對東海、南海實施同等規模的監視，只能把警戒重點放在日本近邊海域，另一方面是因為日本擔心直接介入南海問題會導致與中國關系的再度惡化。

　　美日之間的另一大分歧在經濟領域。具有民主國家間高標準、高門檻自貿協定性質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的重要支柱，按計劃應于2015年夏之前完成談判，美日雙邊協定的進展具有關鍵性的指標意義。但目前美日仍未就大米和汽車零部件市場的開放問題達成共識，安倍4月訪美期間亦未向美方作出松動。事實上，安倍政府更重視日美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談判，因為這個談判對其政績的影響更加直接，美方也感覺安倍的主要心思不在TPP上。

　　不過，美日關系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是穩固和不斷走強的，因為，兩國對共同面臨的強大對手和東北亞局勢復雜性的恐懼遠遠超過了相互不信任、不放心情緒，這是美日關系的最大現實。

　　強化彼此同盟關系是美日對亞洲地緣格局和安全環境正在發生的根本性變化作出的回應，必然導致太平洋西岸兩套區域體系（亞洲國家間的合作共贏體系與美國領導下的軍事同盟體系）、兩種秩序觀（中國倡導的“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型安全觀與美國主導的集體安全觀）、兩個權力中心（中國與美國）之間競爭和摩擦的增多。這其中，中國和美國才是真正的玩家，實力發展停步不前的日本充其量是個配角。

　　但就此認定亞太地區已形成以中國或者中國、俄羅斯為一方，美國、日本為另一方的新冷戰格局，或者預言美國對華政策正轉向一套以遏制中國為核心目標的戰略，將是嚴重的誤判。這不僅是因為中美日三國至少在核心領導層并不具備這樣的主觀意愿，也是因為結合全球化背景，從三國綜合國力、國家發展中心任務以及亞太國家群體意志等角度看，均缺乏形成這種局面的客觀條件。即便是日本，縱有希望中美交惡以從中漁利的心態，也不是對其惡果必陷日本于更大戰略危機這一點沒有先知先覺。未來的中美、中日關系將是多層次、復合型的復雜關系，在經濟領域合作大于競爭，傳統和新興安全領域競爭大于合作，全球性問題上合作與競爭持平，沒有哪個領域擁有絕對、單純的對抗或合作性質。

　　亞太地區和平與發展的前景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中國與美國、日本將如何探尋彼此相處的合理方案。有關方案不應是簡單劃一的，也不會是中美協調操縱日本的未來，而是同樣要體現多層次、復合型的特征，依靠三國良性互動來形成一個大體平衡穩定、協調合作為主的可預期局面。對中國而言，除了在對美、對日雙邊渠道上做出穩定、改善、發展關系的努力，當務之急是要能夠以自己的小多邊方式應對海那邊的小多邊方式。從此意義上講，既要積極主動地加強與俄羅斯、印度、東盟之間的合作，以平衡美國亞太同盟體系建設帶來的壓力，也要認真考慮啟動中美日三邊戰略安全對話的必要性。舉行這樣的對話，利于抑制戰略互疑，完善風險規避，并引導日本以更成熟心態看等周遭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