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去年下半年開始，美國國內就對華政策展開了激烈辯論，特別是今年3月美國外交學會發表了《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和奧巴馬政府高官接連在南海等問題上發表狠話之后，辯論很快進入高潮。美國政界、學界、軍界、媒體和商界都不同程度地卷入其中，一些國外著名人士也加入進來。無論是參與辯論者的廣泛性，還是辯論的深度，均屬前所未有。這場辯論無疑將對美國政府今后的對華政策和中美關系產生較大影響。

　　辯論集中在三大問題上

　　第一個問題是自尼克松以來美國八任總統一直基本遵循的對華“接觸”政策（應是“接觸加遏制”）是否有效？

　　包括部分官方人士在內不少人開始質疑這項政策。他們的理由主要是認為原先為“接觸”政策設定的兩個主要目標都沒有達到：一是原先認為通過接觸加速中國對外開放可以促使中國走向“政治自由化”，演變成一個美國希望的“民主國家”。但30多年后的中國不但沒有實現美國期望的自由化，而且意識形態更濃厚了；二是原先認為這個政策可以促使中國幫助維護由美國主導的現行國際秩序，而不是挑戰它。“但我們卻看到中國正在建設一系列替代制度，這明顯說明中國不滿美國領導的戰后秩序。毫無疑問，中國正在尋求建立另一個國際秩序。”

　　此觀點集中體現在《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的研究報告中。該報告認為“未來數十年，中國代表著并將仍然是美國最重要的競爭者。”“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長期處于戰略對抗的可能性很高。”報告說，華盛頓現有的對華政策，肯定中國經濟、政治整合到自由的國際秩序中來，是以美國的主導地位和長期的戰略利益為代價的，不能稱之為有效。美國早就需要對一個日益強大的中國作出更為連貫的回應。

　　該報告發表后，很快引起全國性的熱烈辯論。贊同和反對的都有。反對者認為30多年來中美關系發展如此之快而且相對平靜恰恰得益于美國歷屆政府執行的這項接觸政策。不過，從辯論的總體情況看，關于自尼克松以來兩黨歷屆政府執行的對華接觸政策的共識，今天雖然不像某些美國媒體所說的“已經瓦解”，至少已經出現了分歧或受到部分人（包括官方人士）的質疑，要求調整現行對華政策的呼聲明顯上升。

　　第二個問題是怎樣評估中美關系的前景？沖突是否不可避免？

　　以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米爾斯海默為代表，認為只要中國按照現在的增長速度發展下去，中美對抗甚至沖突是難以避免的。他認為中國正試圖從根本上改變當今世界秩序，使之符合自身利益。美國與其等待未來中國變得更加強大、無法控制，不如現在就聯合起來應對它。他說：“中國可以等待，但我們不行。”如今持這種觀點者仍屬少數，不占主導地位。不過較多的人擔心，如果雙方不加管控和克制的話，有可能導致沖突。值得注意的是，過去一向反對米爾斯海默觀點的布熱津斯基也開始認為中美關系有可能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危險。

　　第三個問題是怎樣調整對華政策？有三種不同的對策建議。

　　一是主張調整為所謂“純遏制”政策。但迄今為止只有美國國務院前官員何思文（原名“斯蒂芬·哈納”）一人提出這個觀點，沒有代表性。

　　二是“以遏制為主，接觸為輔”。這主要是上述《修改美國對華大戰略》報告的作者等人提出的建議，該報告認為美國應該接受，甚至支持一種以對抗為主、合作為輔的中美關系，建議制定一項針對中國取代美國稱霸亞洲的大戰略。報告提出了六項具體建議。報告說：這項新戰略的重點“是抗衡中國力量的崛起，而不是繼續幫助其占上風。”不過，報告提出的基于對抗為主的政策建議遭到不少人的批評。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奧巴馬第一任期內擔任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的杰弗里·貝德。他在辯論文章中指出：“如果我們遵循這些專家的建議——將中美關系定義為一種不加約束的對抗關系，那么我們終將招致沖突。”

　　三是主張基本上繼續執行“接觸加遏制”政策，但要加強防范和遏制力度。在辯論中持這種觀點者居多。他們提出的具體政策則多種多樣。最明確主張堅持歷任總統的對華政策的也是國家安全委員會總統特別助理杰弗里·貝德。他說：“我殷切希望并期待，繼尼克松后第九任總統在面對不斷發展與變化的中國時，不會拋棄美國歷任領導人一貫的對華策略，繼續建立和維護中美關系，構建亞洲的新和平時代。”不過，他同時指出：“如果美國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仍然采取行動，對美國的同盟國及合作伙伴的安全造成危害，或者破壞國際公約和世界秩序……美國需要做的是相應地調整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