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9月3日，中國舉行紀念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盛大活動，而隔海相望的東鄰日本卻再次傳來不和諧聲音。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天的紀念講話表態，宣稱對講話中“沒有中日和解的內容”感到“非常遺憾”。

　　日本政要這番所謂“遺憾”的表態，倒是真讓中國方面感到深深遺憾——一個至今不肯正視歷史事實、極力混淆侵略與反侵略戰爭性質的國家，有什么資格對別國領導人的紀念講話內容說三道四;一個明里暗里抵制抗日戰爭及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活動的國家，裝出一臉無辜對世人侈談和解，其本身又是多么不義和可笑。

　　平心而論，愛好和平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尤其是日本社會中的和平進步團體是渴望與中國實現和解的。而作為侵略戰爭受害方的中國政府和人民又何嘗不希望與日本早日實現真誠和解。為了化干戈為玉帛，中國曾撫養過在華的日本戰爭遺孤，曾釋放過悔過自新的戰爭罪犯，曾主動放棄國家間的戰爭賠償，曾與日方共商過四個政治文件和四點原則共識。但和解之路卻因日本“購買”釣魚島激化主權爭端、試圖武力介入南海制造事端以及悍然參拜供奉著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等種種錯誤言行而嚴重受阻，加之近年來某些日本媒體發表污蔑中國的負面報道，致使日本國民對中國的印象每況愈下，漸行漸遠。

　　顯而易見，中日關系的根本轉圜有賴于在政府間四個政治文件基礎上實現徹底和解。而“和解”是一個宏大的政治命題，與一個個具體的人有關，與一個個人的心靈有關。要在整個東亞社會實現這個目標，就必須以道德重建理性與互信，讓真正有良知的、向善的人通過真相獲得解脫，就不要只要求受害方忘卻。單純的遺忘只是忽略，不是寬恕，真正的寬恕則是一種有意識的決定。寬恕需要基于歷史真相的還原，需要受害方與加害方共同面對歷史，這樣才能對抗狹隘的民族主義以及舊的冷戰思維下零和博弈的情緒。

　　如果一定要給菅義偉先生的發言找點“積極意義”，那便是他再次將“中日和解”這一宏大政治命題提上臺面，促使人們深思中日不能實現歷史性和解的癥結究竟在哪。

　　我們不妨以德國實現歷史性和解為例來歸納國家、民族間真正和解需要具備的三個必要條件：第一，加害方對自己所犯罪行真誠道歉并不再反悔;第二，由加害方建立殉難者紀念碑或紀念場館;第三，在國家間約定的賠償之外向受害人支付相應的民間賠償。不難看出，對待歷史與現實，今天的日本與德國判若云泥，中日和解癥結也因此一目了然。盡管日本政府曾在不同場合用不同方式對侵略戰爭做出過十幾次公開道歉，但其政壇上頻頻出現重量級政要、政府高官關于侵略歷史的“妄言”和“失言”早就證明：除了“村山談話”里的真誠道歉，其他所謂道歉往往只是為了外交需要而做的表面文章，遑論悼念受害者與民間賠償了。

　　中日兩國為什么需要和解？說到底是因為和解符合兩國民眾長遠和根本利益。換言之，與中國和解是日本社會政治生活中的良心工程，如果安倍政府真想帶領日本越過“戰后”這道坎，就須明白正視歷史是東亞和解的必經之路，日本應從自身尋找原因，而不是無端指責別人。惟其如此，中日關系才能柳暗花明，共同創造出充滿希望的明天。(高洪，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