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哪怕是不小心碰到別人，也總習慣說“對不起”的日本人，為何在歷史的大是大非面前難以作出真誠的道歉呢？了解日本文化中的“kejime（罪己）”與“misogi（祓禊）”，大概即可明了。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自第二次組閣以來，在歷史認識問題上屢次出爾反爾、肆無忌憚。2013年4月22日，安倍稱其內閣不會原封不動地繼承“村山談話”，將在戰后70年時發表新的面向未來的談話。次日，安倍又拋出“侵略未定義論”。2014年3月３日，安倍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上一反常態地表示，不僅要繼承“村山談話”，而且明確表態不會修改“河野談話”。3月14日下午，安倍再度表態，“安倍內閣并不打算修改‘河野談話’，對待歷史必須謙虛。”

　　不一樣的視角：“罪己”與“祓禊” 

　　要知道，21世紀以前，在歷史問題上混淆是非的日本政治家是要冒辭職風險的。但進入21世紀以后，特別是安倍第二次組閣以來，為何上至總理大臣，下至地方自治體當權者如橋下徹等，在歷史問題上發表混淆是非的言論，非但很少受到日本國內的道德譴責，反而出現越發表右傾言論就越受民眾歡迎的反常現象呢？其根本原因，一是安倍的政治邏輯使然，即安倍及其追隨者要在造一筆歷史是非的糊涂賬后，實現以篡改歷史來美化日本在近代發動大東亞戰爭、太平洋戰爭的“正義性”，進而在毒化日本社會政治環境后改動“和平憲法”，并通過去除憲法和平條款無所顧忌地擴軍強國。另外，還應補充一個日本國民性的視角，以解讀日本社會為何會對這樣的政治家變得越來越寬容。很多人困惑不解，平時哪怕是不小心輕輕地碰到別人，也總習慣點頭哈腰說“對不起”的日本人，為何在歷史的大是大非面前難以作出真誠的道歉呢？其實，了解日本文化中的“kejime（罪己）”與“misogi（祓禊）”，大概即可明了。

　　從日本人使用“罪己”的具體語境來看，它要求做出“罪己”的行為主體，要對自身行為做出不同程度的責罰。有日本社會學家稱，擁有“罪己”意識，“是日本人的才智聰明之處，是作為成年人的條件。”在日本文化中，“祓禊”觀念，不僅是日本神道祭禮的重要內容，而且是日本人凈身潔心謀求新生的重要儀式。日本人的罪己方式因人而異。最普通的罪己是從社會聲譽上自罰，如在媒體上公開道歉。其次是從經濟上自罰，如自行削減工資。再次是從社會地位層面自罰，如主動辭去公職。最嚴厲的罪己是對自己處以身體上的責罰。輕者，剃光一頭秀發，或參拜廟堂百次等；重者，自殺謝罪。分析日本人“罪己”的事例會發現，所謂的“罪己”，雖表面上是基于倫理道德標準而主動進行的自罰，但實際上完全是迫于外部壓力不得已而為之。罪己者對自身行為將受到何種責罰心里早有估算。先自行罪己，其目的往往不是出于真誠的懺悔，而是防御先行，以退為進，自己先承認錯誤，請求寬恕，這樣即使不能回避他罰，也有助于減輕他罰的程度。

　　這種“罪己”心理在日本人對歷史認識上的典型表現，就是“一億人總懺悔”（即戰爭責任由全體日本國民承擔，而非由日本領導人承擔。大家都有責任，幾乎等同于沒有責任），這句模糊戰爭責任的口號對日本社會影響很大，扭曲了日本人的價值體系。

　　與一廂情愿卻難以保證客觀責罰的“罪己”相對，“祓禊”是來自外部的責罰。唯有經歷“祓禊”的儀式和磨礪，即真正求得社會的諒解后才可能獲得新生。如一個政治家因某事引咎辭職做出相應的“罪己”后，待經過一段時間再次當選復出時，便會稱“祓禊結束了”，意即已經接受社會責罰并獲得許可再度復出了。在這種情況下，即使尚有前嫌未釋，即使復出時任職高于其當年辭去的職位，也不會再有人來翻其舊賬。這種例子很多，如大家較熟悉的福田康夫。2004年5月7日，時任小泉內閣官房長官的他因３年零１個月沒有按時繳納國民養老金引咎辭職以示罪己，卻在3年后的2007年9月25日當選為第91任日本首相。雖然國民養老金問題至今都未得到解決，但福田康夫榮任首相后無論其政敵還是媒體都不會再糾纏此事。

　　把握了日本人的“祓禊”與“罪己”心理，有助于理解日本民眾為何會在歷史問題上與右派政治家的認同意識日趨增強。在戰后初期，多數日本人都能承認日軍在侵略戰爭中有過殘暴行為，因而皆有很強的負疚感，但這種負疚感卻隨著戰爭責任在“一億人總懺悔”的口號下化整為零而不了了之。隨著甲級戰犯的釋放和戰時領導人一夜之間官復原職，及至今日，當年戰犯的兒孫都已再度重返日本首相寶座了，所以按照日本人的“祓禊”心理，很多日本人自然會認為“一億人總懺悔”的反省“罪己”得到了受害國的原諒，已經過了“祓禊”關，歷史的包袱終于可以卸下了。但當其得知自以為是的“罪己”并未得到亞洲受害國人民諒解時，便表現得有些惱羞成怒，在歷史問題上口無遮攔。因此，從日本國民性的視角來看，“罪己”與“祓禊”這一日本人自我再生機制，亦是日本社會對右派政治家變得越來越寬容的深層原因。

　　中國的應對之策 

　　鑒于日本人的國民性特點，我們應該從三個方面考慮應對之策。

　　首先，從國際體系層次來看，鑒于大多數日本人都很在意外部的評價，尤其在意其敬畏的歐美人的評價。因此，中國應繼續致力于喚起國際社會對二戰陣營劃分的記憶，促使國際社會認識到保衛二戰成果對維護今天世界和平的好處，增加國際上對日本存在復活軍國主義右翼思潮的了解，為安倍的強硬政策在世界范圍內被質疑創造條件。

　　其次，更加深入細致地研究日本人的思維模式、行為模式等。我們不僅要依靠經濟、軍事力量使日本對中國心生畏懼，更應重視軟實力方面的建設，通過踏踏實實的文化交流去獲得日本對中國的尊敬認同之心。

　　最后，從個人層次來看，不僅要著眼于有影響力的政治家，更要加強與具有深遠影響力的日本文化界精英人物的交流，以利于借助其力量更加準確地向日本國民展示中國的正面形象，促進彼此的了解，使其真正認識到為何其自以為是的“罪己”之舉難以獲得東亞受害國人民的認可，怎樣才算真正過了歷史認識問題的“祓禊”關。（張建立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文化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