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閱兵式上，東風-26彈道導彈首次亮相。當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在北京舉行。（資料圖片）凡宋/攝

　　在“9·3”閱兵中亮相的東風-26彈道導彈，出乎中外媒體預料。不少相關人士追問：在已經研制成功被稱為“反航母利器”的東風-21D之后，中國又接著發展東風-26是為啥？

　　核常一體，機動發射

　　與東風-21D相比，東風-26的鮮明特點是核常一體，即同一個彈體，既可攜帶核彈頭對敵實施核反擊，也可攜帶常規彈頭對敵實施常規火力突擊。這種以“不換彈體換彈頭”，實現核常快速轉換的方式，對于奉行積極防御國防政策，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兩不”核政策，擁有用以自衛反擊、數量不多的核武器，但又面臨多種安全威脅的我國而言，極具戰略意義。

　　首先，在我核武數量有限的情況下，它作為中程彈道導彈，通過臨戰臨機換裝核彈頭，可適需形成遠程與中程、戰略與戰役相銜接的核威懾、核反擊能力。

　　其次，在我堅持和平發展、不與強敵勁敵搞軍備競賽的情況下，它作為常規彈道導彈，可通過無依托機動發射，在內陸較大地域范圍內對進犯之敵的陸上固定目標和海上移動目標實施常規火力突擊，可進一步提升陸、海、空聯合火力打擊能力。特別是可與靠前部署的水面水下攻擊力量和艦載、岸基、空戰力量一道，對敵大型水面艦船實施遠、中、近一體打擊和陸、海、空一體打擊。

　　相較于井式發射和陣地發射的彈道導彈，東風-26的另一鮮明特點是無依托機動發射。過去的陸基機動發射，無論是鐵路機動還是公路機動，都要預設發射陣地。雖然戰前、戰中可實施大區域機動，但機動目的地都是預設的發射陣地。由于預設發射陣地數量受限，容易暴露，一旦被毀，就會造成“有彈無陣地”而難以發射的被動局面。且這類導彈在預設陣地的展開和準備用時較長，對于打擊“作戰鏈”運行節奏快、機動性強的進犯之敵不是很有利。

　　而東風-26的無依托機動發射，既有高度機動性，又對發射陣地沒有嚴格要求，既有利于導彈力量隱蔽機動、全域機動，又有利于作戰單元快速展開、快速發射、快速轉移，使導彈力量的生存能力和打擊能力得到同步提高。尤其是對水面艦船這類時敏目標，一旦捕捉其機動信息即可臨機打擊，使其“避而不及”。

　　以快制慢，是現代一體化聯合作戰基本制勝機理之一。東風-26所具有的快速核常轉換、快速公路機動、快速發射準備、快速轉移脫離等諸多“快字當先”性能，適應的正是這一機理。也正是這樣，它更有威懾力、實戰力。

　　固體推進，模塊設計

　　東風-26之所以具備諸多“快字當先”“靈活機動”的性能，是因為它大量采用了能予支撐的新科技。

　　第一是固體推進。液體和固體，是現有的兩種導彈推進劑。液體推進劑的生產、儲備技術較成熟，多用于戰略戰役彈道導彈。但液體推進劑腐蝕性強，不適宜長期保存于彈體。因而該類導彈需依托相應陣地在發射前加注，這樣它的發射保障相對復雜、準備周期相對較長。雖然固體推進劑的加工生產工藝要求高，但成品可預裝于彈體，從而簡化發射準備，僅依托簡易陣地或不依托陣地就可發射，使技術狀態完好的導彈具有較長的戰備期。

　　第二是模塊設計。東風-26是東風系列導彈的新型衍生品。除適應現代戰爭需要對彈頭載體、推進系統、制導系統等進行了整體優化，還著眼提高可靠性、維修性、保障性等，對導彈結構進行了模塊化設計。較突出的就是一個運載體可適配多種戰斗部。既包括核常兩種彈頭，也包括以不同毀傷機理打擊特定目標的多種常規彈頭。如對機場、港口等面狀目標進行毀傷的侵徹彈，對掩體、洞庫等堅固目標進行毀傷的穿爆彈，對指揮機構、計算中心等電磁目標進行毀傷的云爆彈等。這樣的“一體多彈”，使東風-26能對多種目標實施中遠程精確打擊。

　　以攻助防，應對挑戰

　　隨著反識別、反攔截和高集成等技術發展，戰略戰役戰術導彈的機動性、突防性、精確性普遍提高。通過技術升級和融入一體化聯合作戰網絡信息體系，東風-26的綜合戰技性能不斷提高，堪當“以攻助防、應對挑戰”的重器。

　　剛剛閉幕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指出：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中國仍處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中國將一如既往致力于世界和平與發展，堅持走和平發展的道路不動搖。但世界上特別是亞太地區的一些“異動”，也確需引起我們高度注意。

　　近年來，隨著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和“空海一體戰”，不但“有說”還“有做”，這使得域內安全對話和磋商一再被“攪局”。一些國家不顧中國為亞太安全與發展所作的巨大努力和貢獻，變著花樣、反反復復炒作“中國威脅論”，甚至不顧中國政府和人民強烈反對，蓄意制造了南海“仲裁”和“巡航”等鬧劇。這些由“動口”向“動手”的新變化，不僅挑戰中國領土和主權安全，還向中國社會輸出了“負情緒”。

　　雖然美國為平衡軍種利爭、弱化“熱戰”色彩、降低“對沖”風險、謀取“道義”加分等，對“空海一體戰”予以“全球公域介入與機動聯合”的包裝，但綜合信息顯示，其“基于熱戰”“分化地區”“破壞穩定”等原構想和計劃并未實質性改變。反而以“維護地區安全與和平”“保證公域航行權不被改變”等為旗號，加緊推進了相應準備。比如，五角大樓正將航母、核潛艇、巡洋艦、驅逐艦、瀕海戰斗艦等60%的海軍兵力調整部署到亞太，整合海基、空基、天基等力量構建“聯合打擊特遣隊”；既用政治脅迫、經濟拉攏、外交施壓等手段鞏固原有軍事聯盟，還以軍援、聯演等方式威逼利誘一些國家成為軍事聯盟準成員。

　　如此“自唱+合唱”“動口+動手”“接觸+遏制”“明里+暗里”的招式連環上，又怎能不引起包括中國在內的亞太地區國家和人民對美國所謂“維護地區安全與和平”的口號深表懷疑？

　　于是就有分析指出，東風-26的射程是東風-21D的兩倍，其打擊范圍可以延伸到第二島鏈，甚至聯想到美“空海一體戰”構想，給東風-26封了“關島速遞”這一極富想象的別稱。這其中，固然有對中國軍事能力提升的合理期盼，但中國研制包括東風-26在內的有限進攻性武器，其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更好地守護和平與發展。因為中國政府和人民深知，“有備”才能“無患”、“能戰”方能“止戰”。沒有符合戰爭形態演進規律的軍事能力，再真誠的和平與發展心愿，再令人看好的和平與發展進程，都極有可能因為不能“止戰”而被殘酷中斷。

　　但“矛”與“盾”、“攻”與“防”總有對立、演變與突破的過程。同任何其他武器一樣，東風-26的技術特質決定其在作戰使用上也有局限性。比如，不能載彈投彈重復使用，單次使用成本高，打擊對象多限于高價值目標；運載、推進、制導、彈頭等集成一體，單裝造價高，總保有量受限；運行偵、控、打、評“作戰鏈”有賴其他力量提供打擊目標和打擊效果信息，作戰體系的完備度、發射單元的融入度等對打擊效果影響較大。盡管如此，一些外國媒體還是以其“改變戰爭游戲規則”為佐證宣傳“中國威脅論”。這其中，雖含“戳到痛處”怕“深扎”的自然表達，但更有“棒殺”不成則“捧殺”的企圖。

　　不過這也提醒我們：作為一支要應對多種安全威脅、完成多樣化軍事任務的大國軍隊，既要正視其作戰使用的局限性，不以擁有若干這類武器而自滿自夸，更要看到其所具實戰和威懾的特效性，繼續在武器裝備建設發展上堅持“敵人怕什么，我們就發展什么”。 （軍事科學院 王長勤 方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