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抗日戰(zhàn)爭，不能不提到張學良。1936年12月，張學良和楊虎城共同發(fā)動了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chǎn)黨的主導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這成為扭轉(zhuǎn)時局的關鍵：國共兩黨從此走上了合作抗日的道路，舉國抗戰(zhàn)的局面開始形成。不過，張學良也因此被蔣介石囚禁達數(shù)十年之久。

　　在張學良被囚禁的幾十年中，以在貴州的幾年最為不幸。1938年11月住進修文縣陽明洞后，因缺乏思想準備，張學良在精神上一度極為痛苦。以后，又輾轉(zhuǎn)幾地，直到1946年11月經(jīng)重慶遷往臺灣。在這段艱難的日子里，魯迅的著作在精神上給了張學良很大的刺激和鼓舞，以至于他曾打算要全面研究魯迅的思想。雖然張學良最終并沒有對魯迅的思想展開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但仔細體會魯迅著作對張學良的影響，對于我們理解張學良為何會發(fā)動西安事變或許有所幫助，對于我們理解抗日戰(zhàn)爭那段歷史也會有所啟發(fā)。

　　張學良究竟何時對魯迅的著作發(fā)生興趣，至今尚無人提及。就目前所知，他至晚在1941年就已經(jīng)在閱讀魯迅的著作。使他對魯迅產(chǎn)生濃厚興趣的，是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1941年10月27日，張學良在日記中寫道：“讀何凝編的《魯迅雜感選集》，感覺有些生氣，同時感覺著魯迅死得太可惜了！可是他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我從來不懼怕什么的，可是在魯迅文字之前，我有點發(fā)抖了，一方面是慚愧，一方面是熱血沸升，好像魯迅枯臉，顯于我的面前。那末，可以說——確是得說他是永生。”

　　這段時間，張學良有點迷上了魯迅。1942年5月23日，他在讀書筆記中寫下了《魯迅的偉大》，中間說道：“魯迅他不怕一切，大聲疾呼，敢說敢寫，是為了什末？……他是為了想救中國大眾人們‘出水火，登衽席’。這正是魯迅先生的偉大地方，也就是值得我們學習的處所。”張學良的這番話，應該說是見道之言。1942年7月28日，張學良還托人買到一部舊的《魯迅全集》。在張學良看來，魯迅的文字刺痛了他，但魯迅的思想就是“維他命”，是生命的必需品，須臾不能離開。1942年8月27日，張學良在讀書筆記中寫道：“魯迅先生的文章是刺了我的傷痕，刺了我的隱疾——我是煩惡他這些文章。可是我接受了她以后，感覺上有些不同了，好像我吸收了‘維他命’一樣。她不是‘雅片’，可以麻醉你一時，她是‘維他命’，人生永遠的必需品。她不是高貴的補品‘芙蓉膏’，她是平平常常的東西。不過由他提煉發(fā)現(xiàn)了，好像大夫們由米糠里提煉‘維他命’一樣。”張學良在這里對魯迅思想的比喻極為形象——是“維他命”而非“芙蓉膏”。

　　我們知道，使張學良對魯迅產(chǎn)生濃厚興趣的《魯迅雜感選集》的編者何凝，實際上是瞿秋白的筆名。瞿秋白所編的《魯迅雜感選集》一書選錄了魯迅自1918年至1932年所寫的74篇雜文，1933年由青光書局出版。在書前的長篇序言中，瞿秋白對魯迅的思想和作品作了詳盡的介紹，充滿著鮮明的階級性和戰(zhàn)斗性。魯迅投槍匕首般的雜文，經(jīng)瞿秋白的選編，深深地打動了張學良，使他感覺到魯迅的文字，“活氣生生的，活躍于紙上，字字句句，侵入你的骨髓，振蕩你的神精”；從來天不怕地不怕的張學良，在魯迅文字之前竟然“發(fā)抖了”。作者（魯迅）——編者（瞿秋白）——讀者（張學良），在這里被貫串了起來，顯示出某種意義。雖然目前來看，張學良讀魯迅的著作是在西安事變之后，但張學良能夠在魯迅的文字面前“發(fā)抖”，說明他慧根不淺，也有想救中國大眾“出水火，登衽席”的情懷。可以設想，一個麻木的奴才、無行的文人，貪婪的官僚、嗜血的屠夫，在魯迅的文字面前是不可能“發(fā)抖”的。從張學良對魯迅著作的這些評價，我們似乎也更容易理解為什么他會發(fā)動西安事變，也更能明白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提出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為何能得到那么多人的支持。（郭雙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