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格納，用音樂感動后人

　　瓦格納并不是他自詡的“未來藝術(shù)”的救世主，他所開辟的道路并不是音樂和文化歷史的必然通道。但毫無疑問的是，瓦格納以一己之力改變了音樂歷史。

　　在21世紀的當下的多元文化景觀中，全球紀念瓦格納200周年誕辰的熱度和強度依然令人矚目。

　　說起來，瓦格納身后的名望與影響歷經(jīng)“冰火兩重天”式的大起大伏，樂史中難得找到與之相似的案例。在瓦格納逝世之時，他已是全歐最有聲望（沒有之一）的音樂巨匠和文化巨人，其影響的覆蓋面之廣直達音樂、文學、戲劇、美術(shù)乃至思想和哲學的每個角落。哪一位有教養(yǎng)的19世紀文化人，在他（她）的談吐中沒有涉及瓦格納？法國象征主義詩人馬拉美是瓦格納的狂熱信徒，愛爾蘭劇作家蕭伯納作為當時首屈一指的英語世界的音樂批評家，曾為宣傳瓦格納而不遺余力。至于所有的音樂家，哪怕是對瓦格納冷眼相看的威爾第、勃拉姆斯和柴可夫斯基，他們的音樂思想和實踐也無不瞄準瓦格納而隨時在調(diào)整自己的方位和羅盤……

　　但瓦格納注定是一個令人敬畏而又讓人難堪的人物。德國著名哲人尼采與瓦格納先是結(jié)為親密的忘年交，隨后又因彼此不和而分道揚鑣（據(jù)說尼采后來神智失常與此有緊密關(guān)聯(lián)）。瓦格納生前因背信棄義、剛愎自用、出爾反爾和貪圖奢華而遭人詬病，這已是眾所周知的史實。進入20世紀，隨著浪漫主義的夸張和濫情遭到普遍懷疑和抵制，瓦格納成為眾矢之的，他的“魔力”開始消散。而雪上加霜的是，瓦格納的反猶思想和他的作品被納粹“征用”，他的后人與家族在“二戰(zhàn)”時期又與希特勒本人“打得火熱”，這成為了瓦格納“政治不正確”的最大污點。

　　近幾十年來，后人終于可以比較客觀而冷靜地看待瓦格納——甚至瓦格納的音樂在多年的禁忌之后已經(jīng)在以色列的音樂廳中得到上演。對于瓦格納，人們似乎已經(jīng)無須再分為截然對立的兩派——要么不能自已地擁戴，要么是帶有仇恨地蔑視。現(xiàn)在已經(jīng)愈來愈清楚，瓦格納并不是他自詡的“未來藝術(shù)”的救世主，他所開辟的道路并不是音樂和文化歷史的必然通道。但毫無疑問的是，瓦格納以一己之力改變了音樂歷史（特別是音樂戲劇史）的進程，并以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提升了音樂和文化在人類生活中的形而上地位。

　　瓦格納自《漂泊的荷蘭人》之后的所有樂劇創(chuàng)作全部穩(wěn)定進入了世界各大劇院的保留劇目——《唐豪瑟》《羅恩格林》《尼伯龍根的指環(huán)》《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紐倫堡的名歌手》《帕西法爾》——這些堪稱杰作的創(chuàng)造依然以其豐沛的筆觸和充滿想象力的音樂寫作不斷地感染和感動后人。這是瓦格納的名字依然具有強大魔力的有力明證。（楊燕迪 上海音樂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