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暑期檔的國產電影上演著去年同檔期的故事——“小丑當家，爛片走紅”。如果說去年的“當家爛片”是孫健君的《富春山居圖》和郭敬明的《小時代1》，那么，今年的“當家爛片”是鄧超導演的《分手大師》和郭敬明導演的《小時代3》。

　　“小丑當家”，并不是從戲劇角色分類上定位電影，而是從美學品格上定位電影。它是指近年來的國產電影，無論其劇中主要人物是否丑角，都表現出丑陋拙劣的電影品格。它們的賣點，就是變態賣萌和自我作踐。比如，在《分手大師》中，鄧超主演的“分手大師”在全片的表演是由一系列“沒有底線的惡搞”組裝起來的，這個角色不僅扮相骯臟，而且表演猥瑣。

　　所謂“爛片走紅”，是指缺少基本電影技術、用雜碎拼湊的方式完成的影片，卻怪異地成為“吸金力強大”的票房大片。最新上映的《小時代3》，不僅重復了《小時代1》標明的郭敬明電影的一切突破電影底線的“品格”情節零碎、角色虛假、煽情臆癥和病態炫富，而且具有比后者更“爛”的姿態。在《小時代1》中，4個女主角盡管空洞平庸，但還各具角色心理定位。然在《小時代3》里，導演如患上失憶癥，讓這4個“時代姐妹花”在126分鐘的片長中，重復表演著潑婦變臉的鬧劇。

　　我以為，“小丑當家”，逐丑揚丑，競相比丑，導致了國產電影審美品質的持續而嚴重的下滑。“爛片走紅”幾使國產電影市場淪入逆向淘汰。即，電影生產不再以電影創作實力為競爭條件，而以打造非電影化的“票房號召力”為競爭條件。今年的《分手大師》和《小時代3》無疑是去年《富春山居圖》和《小時代1》的票房成功的衍生產品。它們前赴后繼，破壞了國產電影市場的準入機制和評價準則。

　　“導演郭敬明”就是在當下國產電影“小丑當家、爛片走紅”生態培育的一個“惡的碩果”。《小時代1》的票房成功，完全不懂電影為何物的郭敬明不僅從中嘗到“小投入大回報”的甜頭，且獲得了“導演不需要電影能力”的技術確認。比較《小時代1》和《小時代3》可見：一年之差，在《小時代1》中，作為導演新手，郭努力講述華麗煽情的青春故事，但因缺少導演應備的電影駕御能力而把電影拍成了“加長版的MTV”；在《小時代3》中，他如銹鐵漆新一樣，將前者劇情作了草草的改裝。前后兩個郭片具有同樣的開頭——4個女主角做時裝秀，和同樣的片尾——4個女主角在大雪中表現“四姐妹同心相助”。郭敬明將126分鐘的真人劇情片拍攝成為雜碎卡通片，因此觀眾看到了堪稱病態的自戀自炫。

　　在國際電影市場中，國產電影淪陷在“內火外冷”的困境中。即，國產電影票房在國內市場持續攀升，但在國外市場卻持續嚴重下滑2013年僅為10億元人民幣，2014年反彈為14億元人民幣。目前，國產電影史上前5名影片分別是《泰囧》、《西游降魔篇》、《大鬧天宮》、《畫皮2》、《致青春》。其國內票房從12億到7億人民幣不等。其中僅有《大鬧天宮》得到近800萬美元的海外收入。在過去幾年，中國電影總票房的紀錄是由美國大片《阿凡達》創下的13億元人民幣，而美國大片《變形金剛4》以近19億元人民幣票房再次刷新紀錄。國產片票房內外逆差懸殊之大，用“國別文化認同的差異”來解釋是說不過去的。

　　國產電影市場的“內火外冷”，與國內電影生態“小丑當家、爛片走紅”兩者之間，是有其因果關聯的。在國際電影生態中，商業片要贏得市場，必須依靠以導演為核心的電影創作團隊的藝術創新實力，無論是劇情片，還是動作片，或者科幻片，都要以超強的電影實力取勝。目前以27.88億美元保持全球電影票房紀錄的美國電影《阿凡達》，是導演詹姆斯·卡梅隆積15年精心準備之功，率領創作團隊艱苦卓越奮戰的成果。

　　“小丑當家，爛片走紅”既因國產電影市場發展加速，相應的監管體制跟不上，更因整個社會近年來大文化持續“低俗求娛樂”。同時，國內電影批評是被市場嚴重整合的——批評要么為市場雇傭，要么失效。總而言之，體制殘缺和批評去勢，使國產電影在市場化轉型中墜入了“小丑當家，爛片走紅”的陷坑。這個畸形的電影生態，不僅催生著鄧超、郭敬明式的以作踐電影的方式搶占國內電影市場紅利的“票房導演”，也使國產電影憑借票房虛高而沉醉地拒絕國際電影視野的自愚自落。試問，國產電影是否準備好了迎接先被國際市場拒絕、再被國內市場拒絕的悲劇呢？要知道，在全球互聯網時代，“上網看美劇”，并不是一個難事。（肖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