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與其說曹保平對犯罪感興趣，倒不如說他對罪犯的人性感興趣。但是很遺憾，他這次沒有寫好，跟母本之間的沖突也沒有找到一個更好的方式去化解。

　　題材本身很生猛

　　曹保平的新片《烈日灼心》確實算得上是命途多舛：這部翻拍自廈門女作家須一瓜長篇小說《太陽黑子》的心理懸疑片原本想沿用小說原名，未果，又接連改了好幾次，去年好不容易定名《烈日灼心》，一切看似萬事俱備，卻又因片中主演涉毒，生生擱置一年，總算到了6月份上海電影節，離安全上壘只差一步，卻又爆出男一號鄧超可能出軌（已證明假消息）。采訪時，我問老曹，剛聽到鄧超這事兒什么反應？老曹苦笑著摸摸光腦門：“那就只能當是中彩票了唄？”

　　《烈日灼心》之所以抻得人這么焦灼，演員不潔身自好的場外因素當然是主因，但題材本身也是過于生猛了些——三個重犯為了一個女童洗心革面從良，其中一個竟然還當上了協警，另一個則成了屢屢做好事，從來不留名的的哥，并和警察妹妹展開一段忘年戀情。為了讓自己洗清嫌疑，鄧超飾演的辛小豐竟然使出了把自己生生掰彎的“苦肉計”……雖然目前放映的版本較之一年前，在同性情感戲、女性裸露和片尾注射死刑一場都有大幅度的刪減，但媒體場結束后，你還是能聽見旁人驚呼：“這樣居然也能上？！”

　　曾幾何時，我們的涉案題材（按那時的老提法，應該叫“偵破片”）意識也頗大膽前衛。在那個一張電影票兩毛錢的年代賣了過億票房的《四零五謀殺案》，直接把公安局長設定成大Boss；德高望重的中國電影導演協會會長李少紅老師的第一部《銀蛇謀殺案》也是cult風味十足，綁縛、鉆手、蛇咬……無所不用其極。給我們這代人留下童年陰影的同時，卻也讓偵破劇成為當時電影市場上的扛鼎類型。

　　但近十年來，銀幕上留給涉案題材的口子卻不寬松，以2004年廣電總局《關于加強涉案劇審查和播出管理的通知》為發端……管你大衛·芬奇還是奉俊昊，在這種掣肘下，想拍出《十二宮》或者《殺人回憶》，肯定都是難比登天。但另一邊廂，真實正面反映公安戰線干警形象的影視作品簡直是鳳毛麟角，并不利于對警察形象的正面塑造和對警民關系的積極影響。從觀眾到創作者，既對好戲孜孜以求，又有創作畫地為牢，中間一定是出了問題，但問題在哪，不得而知。

　　改編弱化原著善惡疑問

　　說回電影本身，《烈日灼心》與曹保平之前作品相比，在電影語匯上的進步可說是飛躍式的，大量手提攝影的使用為全片營造出不安定氛圍，緊跟局中諸人的心理變化，鏡頭飛快推拉搖移甚至變形，讓人有目不轉睛的緊迫感。片尾高樓追擊一場戲則讓人看到曹保平原來也有做一個技術派的潛質。

　　但技法飛躍的同時，銳度卻似乎有所下降。電影相較原著做的最大改動，是將這三人最后殺人償命的結局，重新闡述為雖罪不至死，但為了留給養女一個沒有負擔的明天而一心求死。看起來似乎在結構上更花巧，但卻弱化了原作最尖銳的那個疑問——善與惡之間，是否真有明確分界而無法轉化？善人會不會行惡事？善事又能否抵消惡行？如果拿“太陽黑子”比喻人身上的缺點，它指向的是，人是善惡的復合體——關于這一點，曹保平試圖在《烈日灼心》里坐實，他讓段奕宏說了一段“人是什么，人是神性和動物性的總和，你想不出他有多好，也想不出他有多壞”的臺詞。與《光榮的憤怒》中以微知著的隱喻和《李米的猜想》中被嚴密監控的愛情相比，這樣的處理方式，未免顯得有些過于小清新。

　　從《光榮的憤怒》《李米的猜想》到《狗十三》再到《烈日灼心》，與其說曹保平對犯罪感興趣，倒不如說他對罪犯的人性感興趣。但是很遺憾，他這次沒有寫好，跟母本之間的沖突也沒有找到一個化解的方式。比如，鄧超和郭濤兩個“爹”，對女孩有強烈的喜歡和保護欲，但是為什么卻沒有表現，從小女孩跟他們之間的互動也看不出來。對人物角色美化也好童話化也好，在電影中相對還是扁平的，由好變壞或由壞變好的過程也很單薄。

　　最后說句題外話：雖然《烈日灼心》讓上影節誕下影帝三黃蛋（鄧超、郭濤、段奕宏），但片中的最佳表演，卻是出自老曹御用，“熊老三”和“裘火貴”的飾演者王硯輝。他把自己出場的那短短一分鐘直接變成了紀錄片。

　　□不夜魚（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