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死不救”立法應“獎懲結(jié)合”

　　兩歲的小悅悅先后被兩輛車碾過，18名路人沒有施予援手。昨日，廣東省政法委、社工委等十多個部門開展“譴責見死不救行為，倡導見義勇為精神”大討論。會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發(fā)布信息，問計于民，征求救濟機制、獎懲機制方面的意見與建議，意見或會成為廣東省制定相關(guān)政策的依據(jù)。（10月19日《南方都市報》）

　　“見義勇為”對我們來說，是一種道德義務，而非法律義務。我們的行為只要不侵害他人的合法權(quán)益和國家的利益以及公共秩序，誰也無權(quán)置喙和指責。但是，佛山兩歲女童悅悅被兩輛車先后3次碾軋，在7分鐘內(nèi)先后有18名路人從其身邊經(jīng)過而熟視無睹，直到拾荒的阿姨將悅悅搬離街心。有消息說，悅悅已被宣布腦死亡，我們在痛心、譴責和拷問之余，是否該嚴肅的考量下該如何避免類似道德悲劇的再次重演？俗話說：“法律是社會公正最后的一道防線。”在網(wǎng)絡論壇上，頗多的網(wǎng)友建言通過立法的方式來懲罰見死不救。廣州知名律師朱永平先生還聯(lián)系了不少的法律同行來推動“見死不救”立法。

　　“見死不救”立法不是我們的突發(fā)奇想，在國外不乏相關(guān)的立法例。在歐美，對于不負法定職責的普通人來說，“見死不救”是一種“罪與罰”。《法國刑法典》規(guī)定，“任何人對處于危險中的他人，能夠個人采取行動，或者能喚起救助行動，且對其本人或第三人均無危險，而故意放棄給予救助的，處5年監(jiān)禁并扣50萬法郎罰金”；《德國刑法典》也規(guī)定，“在意外事故或公共危險或災變時，對于有救助必要之人，依當時有可能加以救助，特別是對于自己并無顯著之危險，且不致違反其他重要義務，而不為救助者，處一年以下自由刑，或科罰金”。在挪威、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任何有責任能力的成年人皆具有營救危難的法律義務。換而言之，義務協(xié)助處于危險中的人在歐美頗得人心，而且還擴展到了法律之中。

　　誠如中山大學法學院副教授聶立澤所言，“我們的道德缺失太嚴重了，有必要使一部分道德法律化。”我以為，在立法形式上，“見死不救”立法當采取“獎懲結(jié)合”的方針。“見義勇為”的法律義務源于道德義務，沒有被廣泛接受并信奉的道德信仰，單純的法律義務根本無法實施。俗話說：“受人點滴之恩，當涌泉相報。”救助受益人于情于理都應“厚謝”見義勇為的“恩人”。同時，危險行為大都與政府的疏于作為和不作為有關(guān)。如悅悅被車碾致死的背后，有關(guān)部門是否盡到了及時救助等義務。所以，鼓勵“見義勇為”，避免“見死不救”除了根據(jù)“誰受益，誰補償”的原則給予行為人一定的“獎勵”之外，政府還得對類似的行為給予特別的贊許和肯定。當然，如果被救助者是條“毒蛇”，我們可借鑒新加坡的律法規(guī)定，“毒蛇”除須親自上門向見義勇為人賠禮道歉外，還必須對“毒蛇”施以民事的、經(jīng)濟的、行政的和刑事的處罰。

　　其次，“見義勇為”由道德義務上升為公民的法律義務，但“見死不救”違法是否構(gòu)成犯罪呢？我以為，由道德義務向法律義務的轉(zhuǎn)化，除了具備成熟、堅實的社會主流意識基礎之外，需要國家運用立法權(quán)完成法律形式上的確認。從歐美國家的立法來看，“見死不救”構(gòu)成犯罪有著嚴格的限制。在見死不救罪的條文中，雖各國表述不同，但一般只適用于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之時，而且，對于根本無法實施的救援，即便行為人有能力救援而誤認為無法救援，也不構(gòu)成犯罪。反之，如果能救援而不救援，如果造成人身傷亡等嚴重后果，可直接引用《刑法》第14條有關(guān)故意犯罪的條款，按間接故意殺人罪給予處罰；如果尚未造成嚴重的，可在行政處罰的基礎上責令相關(guān)責任公開承認錯誤和公開賠禮道歉等。（中國臺灣網(wǎng)網(wǎng)友：黃燕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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