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章家敦曾出版了《中國即將崩潰》，但是大陸借著持續改革、開放，創造制度紅利，結合其勞動力優勢，從1980到2007年近30年時間，享受平均10%以上的經濟成長。即使2008年遇到全球經濟海嘯，運用擴大內需措施，2008～2011年大陸仍能維持近10%的成長。到了最近3年，成長率才降至8%以下。

　　臺灣《中國時報》1月28日發表臺灣前“經建會主委”尹啟銘的文章說，去年5月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首次以“新常態”描述大陸經濟，續于11月APEC會上闡述新常態的特征，包括：經濟增長從高速轉為中高速，經濟結構要不斷優化升級，成長動力要從要素、投資邁向創新驅動。換言之，大陸經濟發展已經遭遇結構性障礙，例如生產成本走高、產能過剩、外需長期低迷，既有發展模式無法因應，必須脫胎換骨，創造新的成長動力。

　　國際貨幣基金（IMF）今年1月繼續下調今年和明年經濟成長率的預測值0.3個百分點，其總裁拉加德去年10月就以“新平庸（new mediocre）”描述全球經濟正卡在成長疲軟的泥淖，各國可以繼續打混過日子，或者是采取更大膽的政策，找到新的成長動能而有更好的出路；他所指稱的政策有三：財政政策、基礎建設的公共投資，以及勞動與產品市場結構改革。前二者或許短期可有效果，但亦有其后遺癥，例如政府負債增加等，因此核心仍在改革。

　　韓國方面，平均經濟成長率從2000～2007年的5.4%跌至2008～2013年的3.2%，因此樸槿惠總統去年就任滿周年就宣布要把經濟改革作為施政重心，致力推動“經濟革新3年計劃”、“提升勞動市場活絡方案”等。至于日本安倍首相提出的“三支箭”政策：貨幣、財政和結構改造，前二者大多是在為結構改造打基礎，重點在第三支箭的稅制改革、法規松綁、勞動法規調整等。

　　由上可見，結構改革已是全球經濟脫離泥淖最主要的處方，當前全球面對的不是周期性現象，而是結構性問題，必須改變經濟成長模式，才能創造成長的新引擎。

　　反觀臺灣，1950年代至1980年代，平均8%以上的經濟成長維持40年之久，至1990年代開始下滑，1992～1999年降至6.5%，2000～2007年4.9%，2008～2013年續降至3.0%，顯示了臺灣經濟成長同樣是碰到結構性挑戰。

　　臺灣最主要的問題是發展的模式長久不變。從需求面看，帶動經濟成長的三個來源：消費、投資和外貿，自2000年迄今，主要靠出口在帶動經濟成長。而今碰上新平庸、新常態的新趨勢，勢必削弱出口帶動成長的力量。另從產業面看，臺灣仍在靠制造業支撐成長。2008～2013年服務業在GDP的占比達69%，對經濟成長的貢獻率僅55%；制造業在GDP占比僅25%，對成長的貢獻率卻達44%。在外需及出口不振的趨勢下，制造業帶動成長的力量亦將下滑。

　　另一主要問題是投資不振、產業外移后沒有新興主力產業替補。自2000年后，臺灣投資率持續下滑、公司關門家數大幅攀升、新設公司家數及平均投資規模嚴重縮水。2000～2007年新設公司減少18%、平均資本額萎縮24%；2008～2013年新設家數續減10%、資本額又掉了23%，在在顯示臺灣相對在吃老本，靠舊有的投資在維持生計，成長動能虛脫。

　　其他問題尚包括勞動供需結構失衡、就業年齡結構老化、政府潛藏負債攀升、社福支出擴增、薪資成長遲滯、所得差距拉大等一籮筐的潛在風險和社會問題待改善。

　　面對內、外情勢的轉變，政府當前的政策核心應是加速進行經濟改革，讓發展模式從出口導向轉為出口和內需并重，產業重心從制造業轉為服務業并重，生產模式從勞動、資本投入增長轉向創新能力和能量提升。要達此目的，有太多的改革工程亟需推進，例如租稅制度改革、投資環境改善、自由化和國際化水準提升、新興產業孕育、勞動法規調適、財政危機防范等。

　　困頓之時正是變革時機，等大環境好轉可率先乘勢而上。馬當局任期雖僅剩1年多，行政措施還有相當寬廣空間可供揮灑而收立竿見影之效，關鍵就看馬當局是否有此魄力。明天會是如何，無人可精準預知，但行政部門若未能有積極作為、“立法院”續搞惡斗、政黨仍玩弄政客政治、人民還是縱容，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臺灣的經濟沒有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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