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至7日，習近平主席與特朗普總統在號稱“冬季白宮”的海湖莊園會面，圍繞雙邊和國際問題深度晤談。因特朗普在今年2月與習近平的電話交談中表示美國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策，美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博明（Matt Pottinger）和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董云裳（Susan Thornton）在“習特會”登場前重申美“一中政策”表述，“習特會”在臺灣問題上并沒有意外出現。華廣網4月12日發表中國社會科學院臺灣研究所對外關系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員汪曙申的評論文章說，這顯示特朗普對臺政策已從去年候任期間的冒進作法后撤，暫回到帶有穩定性、一致性的傳統政策立場。

　　分析其中原因，一方面，承認“一個中國”是中美建交的政治基礎，亦是中美關系發展的前提。中國政府對此立場堅定，美對“一中”的再確認是“習特會”的關鍵。外交部長王毅介紹中美元首海湖莊園會晤情況時表示，中方重申了在臺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希望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一個中國”政策基礎上予以妥善處理，防止中美關系受到干擾。特朗普施政“內顧”傾向明顯，要重點解決的是振興經濟和維護安全，在這兩方面與中國的分歧或矛盾集中體現在貿易失衡和朝核問題上，臺灣問題與之關聯性弱且屬中國核心利益，過度打“臺灣牌”會使問題復雜化，對中美解決難題有反作用。那樣也不符合特朗普在“習特會”上聲稱中美“可以共同辦成一些大事”的主張和期待。

　　另一方面，“一個中國”政策符合美國實際利益。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與臺灣關系法”放在一起作為美國臺海政策的基礎，二者相互矛盾卻支撐起美國在臺海的利益。美國作為“離岸平衡手”，以“雙重威懾”阻止臺海軍事沖突，致使臺灣長期處于分離狀態，并成為美國布局亞太戰略的一環。美還在“一中政策”框架下提升、拓展美臺實質關系，漸進式撐大臺海策略運用的空間。這也是特朗普從執政前質疑、挑釁“一中”到執政后回歸、尊重“一中”的重要原因。

　　不過，基于特朗普的交易性格和善變作風，我們不能從特朗普對“一中”的言辭來簡單推導其主政下的對臺政策。由于缺乏從政經驗和對美外交政策的完整、準確理解，負責亞太事務的人事布局未完全底定，亞太戰略尚未系統清晰提出，一段時間內特朗普在對華和涉臺事務上可能是“干中學、學中用”，兩面性會很突出。美涉臺學者卜睿哲在“習特會”前對特朗普提出關于臺灣問題的“八要四不要”建議，其中一條就是“如果改善與臺灣的‘雙邊關系’符合美國利益，也不要以公開挑戰中國的方式來實施這些改變”。對北京而言，與外交辭令相比，特朗普政府對“一中政策”的內在認知和實際執行更為重要。目前看，特朗普政府如何處理“美臺交往”互動、對臺軍售和軍事交流、臺灣“國際活動空間”等三大問題最帶有指標性的意義。若特朗普在上述方面偏離甚至挑釁“一中政策”的做法再現，則不符合中美此次達成“擴大合作、管控分歧”的共識，勢必增添中美關系重構過程中的反復和波折，對中美建立戰略互信、減少互疑將有重大的破壞力。

　　此次“習特會”也引發臺灣方面高度關切。蔡英文當局對外事務部門緊盯的重點是特朗普是否在“習特會”上將臺灣作為與中國大陸談判的籌碼運用，是否會有朝不利于臺灣方向調整臺海政策的意外，包括特朗普提出自己理解的對臺政策表述，或是對中國大陸作出關于“一中”的進一步保證。為此，蔡當局不僅請求美行政部門予以事前和事后說明，還大力動員逾百位美國國會“臺灣連線”議員聯名致函特朗普，敦促特朗普確保“與臺灣關系法”和“對臺六項保證”作為美臺關系的“基石”。顯然，蔡英文當局對特朗普政府釋放出的明確信號是，“美不能棄臺”。從特朗普政府對涉臺議題的前后處理來看，首先其外交團隊并未將“六項保證”納入其臺海政策的框架之內，仍維持“一法三公報”的慣例性表述，策略上可稱之為“維持現狀”；其次特朗普政府對蔡英文當局充分簡報“習特會”情事，對臺灣表示“不會有意外”，對臺承諾不變。在特朗普任內，美臺關系的軌跡受中美關系的走向影響，其表現會比奧巴馬任內更為明顯。

　　“習特會”為中美關系穩定發展提供了重大推力，為未來一個時期的中美新型關系構建啟動了框架。特朗普致力構建“建設性、以成果為導向”的中美關系，勢必要尊重中國核心利益，創造中美雙贏的條件和前景。基于此，特朗普政府對蔡英文當局推動“臺獨”的舉動將會更加關注，民進黨挑釁兩岸關系的外部阻力將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