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至今日，整整30年，隨著冷戰的結束，蘇東巨變，全球一波接一波民主化浪潮風起云涌，幾十個國家、地區開始采用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多數效果不佳，甚至導致政爭不斷，經濟下滑，戰火蔓延，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災難。只有臺灣、韓國等少數個案通過不流血的政治改革，初步實現了西方式的民主政治。何以臺灣能夠實現寧靜革命，而多數國家、地區卻還在民主政治的泥淖中拼命掙扎呢？

　　一個國家、地區的政治制度必須與其經濟發展相適應。傳統的威權政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西方民主政治的萌芽、成長與資本主義、工業化息息相關。一些發展中國家及地區不顧本國、本地區的經濟現實，照搬照抄歐美1980年代的民主制度，以為找到了包治百病的靈丹妙藥，非但不能促進經濟發展，改良政治體制，造福于民，甚至會使國家混亂不堪，喪失發展的良機，今不如昔，人民怨聲載道。

　　蔣介石政權退據臺灣，總結了其在中國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深知空談民主無濟于事，在實現民族主義后，不是立即實現民權主義，而是先實現民生主義，大力發展經濟，嚴厲鎮壓工農運動，管控臺灣社會。經過30多年的苦心經營，臺灣從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發展為工商社會，經濟迅速發展。1978年，臺灣經濟增長率高達14%，其中工業增長率達23%，舉世側目。人民的生活水平有很大程度的改善。

　　國民黨政權貪污腐化，“江南案”、“十信案”等相繼爆發，民眾對國民黨政權濫用公權力、為非作歹的行徑深惡痛絕。當時，臺灣領導人蔣經國自知來日無多，體認到“時代在變，環境在變，潮流也在變”。歷經大風大浪的蔣經國知道政治革新的復雜性與冒險性，稍一不慎，不但會遭到黨內既得利益集團的拼命反撲，亦可能使局勢失控，國民黨政權瞬間崩潰。他權衡利弊，運籌帷幄，堅持“知所變，知所不變；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

　　組建政黨，以反對黨的姿態與國民黨競爭，是臺灣黨外運動努力的方向。1986年9月28日，黨外人士在臺北圓山飯店召開了黨外后援會，民主進步黨正式宣布成立。

　　對于國民黨權貴來說，失去權力，意味著失去一切。他們擔心政治革新會引起社會動蕩，擠壓他們的既得利益，甚至“亡黨亡國”，指責蔣經國此舉是姑息養奸，后患無窮，國民黨“將死無葬身之地”。

　　與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相比，政治體制改革更為復雜，存在著巨大的風險。政治革新是一項龐大的系統工程，本質上就是主動革自己的命，讓利放權，將可以轉換成巨大經濟利益的部分政治權力放棄，還給人民，這比獲取權力的難度更大。

　　臺灣的民主實踐一直被稱為奇跡，轉型過程較為順利，沒有發生絕大多數國家、地區都無法避免的、大規模的暴亂和流血。整體上看，較為平穩，仔細分析，則仍然付出了一定的代價。1987年7月至1988年7月，解嚴后一年內臺灣共發生2000多起游行示威，警察出動了30萬人次。之后，游行示威逐漸減少，對社會的沖擊力也在降低。

　　1996年臺灣開始舉行領導人直選，從李登輝、陳水扁至馬英九，再到蔡英文，每年可謂大小選舉不斷，歷經數次瀕臨流血沖突的危機，幸得各方力量盡量尋求在法律框架內解決爭議，未致局勢失控。

　　臺灣教育普及，人民的法治觀念逐漸增強，臺灣民主政治得以平穩發展，避免了一改就亂、一亂就垮或一改就亂、一亂就收的歷史宿命，正是建立在這種厚實的經濟基礎上的。如果民眾家無隔夜糧，為三頓飯發愁，即使擁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又有何用？中亞個別國家、非洲一些國家的民主亂象，恰恰證明了薄弱的經濟基礎根本無法支撐起西方成熟的民主模式，只會給反對勢力、冒險勢力、分裂勢力披上合法的外衣，提供破壞社會穩定的合法路徑。

　　成熟的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不僅需要威權，更需要完善的法制和有充分自由的市民社會。由于民眾生活水準提高，臺灣的階級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的小農階級逐漸邊緣化，新興的中小企業主、知識分子、管理精英等成長起來，政治參與意識逐漸增強，市民社會逐漸在發育中。在保護既有利益的前提下，他們爭取擠入上層階級，呈現出政治上的現實態度、經濟的高消費取向、社會的結社性格。

　　不同于傳統的小農階級迷信權威、安于現狀，臺灣新興的中產階級要求在維持現存體制的前提下，逐步推進政治改革，反對倒退與冒進，游離于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推崇有限度的自由主義，希望政治制度能在漸進的改革下得到完善，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經濟地位，反對動亂。他們積極投身消費者權益保護運動、環保運動、婦女運動、慈善運動、弱勢群體運動等，維護自身的權益。正是由于這股強大的中產階級主動維護社會的安定、支持革新，拒絕暴力革命和暴亂，雖然臺灣的民主政治歷經多種群眾運動、政治風暴的沖擊，基本上能夠保持平穩過渡。

　　民主政治就是相互妥協、讓步、容忍異議。民主政治包括民主直選、言論自由、法治社會等諸多內容，是尊重多數人的選擇、保護少數人的權益。在言論自由權利未能充分保障、法治社會未能建立前，輕率推行民主直選、多數表決，極易造成民粹主義、多數暴政、國家分裂，損害少數群體、弱勢群體的利益。在臺灣實行全面直選前，已經推行了30多年的基層民主直選，民眾可以直選縣市長、縣市議員，民眾對民主直選并不陌生，得到了歷練。國民黨政權頒布多項法令，保護私有產權，整頓法官隊伍、律師隊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由于蔣經國等國民黨高官主動示范，臺灣的法治在一定程度上擁有獨立性，法治建設得到了某種程度保障。

　　事實上，法治比民主直選更重要。國民黨以身作則，逐漸改變輕視法律，視法律為“招之即來，揮之即去的政治籌碼”，以行政法令取代法律的頑疾，確立以法治作為整合社會的最高原則。一切改革必須依循法律的途徑，政治制度依法轉化，朝野均需自我限制。蔣經國每進行一項革新，都先制定相關法規；每廢除一項法規，也先制定代替它的新法規。臺灣當局宣布解除戒嚴之前頒布了“國安法”，民進黨宣布成立時，還沒有民間可以組黨的相關法規，很快通過了《人民團體法》，各政黨得依法成立。在處理社會沖突的方式上，國民黨政權采取低姿態，輕易不使用武力，強調溝通，不激化矛盾。

　　2018年11月24日，臺灣舉行“九合一”選舉，民進黨慘敗，蔡英文被迫辭去民進黨主席一職。歷經30年的激蕩沉浮，臺灣求和平、求穩定、求發展的中道力量正在逐步壯大。任何政治人物都難以挑戰這股主流民意。

　　臺灣中產階級是市民社會的穩定力量，通過不斷試錯，積累經驗教訓，經歷多次民主直選的考驗，亂中有穩，亂中有序，亂中有進，基本維護了臺灣社會的穩定，通過法律法規在現有體制內解決沖突，尋求共識，最大限度避免了民主政治血的代價。這場寧靜革命仍在實踐中，值得全世界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注目、深思。（本文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歷史學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