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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博洲，臺灣知名歷史作家，統(tǒng)派人士。大學時認識臺灣左翼作家陳映真，從此開始關注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事件，開啟寫作生涯。代表作品《幌馬車之歌》(電影《悲情城市》部分情節(jié)來自此書)、《沉尸·流亡·二二八》、《共產(chǎn)青年李登輝》及《臺共黨人的悲歌》等，在兩岸影響深遠。

    在臺灣名導侯孝賢眼中，他是“咬住歷史不松口的大牛頭犬”；在熟悉他的大陸學者眼中，他是“文化界的福爾摩斯”；而他也這樣描述自己：“為了掌握歷史細節(jié)，我的寫作過程就像特務一樣，只是目的、動機有所不同。”他，就是臺灣知名作家藍博洲。

    在藍博洲筆下，湮沒于荒野的臺灣歷史片段一點一點地呈現(xiàn)在世人眼前，顯露出鮮活的生命力。昨日上午，藍博洲來到廈門大學臺灣研究院，講述自己的寫作生涯，講述新作《臺共黨人的悲歌》。

    《臺共黨人的悲歌》有望明年在大陸出版

    20多年的寫作生涯，留給藍博洲的不是功名利祿，只有一部又一部分量十足的作品。最新這本《臺共黨人的悲歌》，據(jù)藍博洲介紹，被經(jīng)歷過臺灣“白色恐怖”的“政治犯前輩”評價為“比以前寫的都好”。他也自嘲，“這本書當然不會得獎，因為臺灣沒人敢研究臺灣共產(chǎn)黨的歷史，也沒人敢寫有關臺共的書”。

    《臺共黨人的悲歌》的封面上，印著一個舊痕斑駁的信封，這象征著藍博洲在完全沒有史料的情況下，深入海峽兩岸民間找尋線索的艱辛與執(zhí)著。他介紹，這部報道文學作品透過張志忠、季澐及楊揚一家三口的悲劇故事，“從歷史的積土中，挖掘1950年代‘白色恐怖’下犧牲者的群像，訴說一段不為人知的悲壯臺灣近現(xiàn)代史”。

    雖然1998年中共中央組織部追贈了張志忠夫婦“革命烈士”稱號，但張志忠是誰？他與臺共是什么關系？他經(jīng)歷了怎樣一段與中國近現(xiàn)代史緊密相連的革命生涯？對此，不僅大陸人不了解，臺灣人也大多不知道。

    但藍博洲偏偏就掘地三尺，從家書中找資料、探訪各種可能的相關者，直到拼出一個完整符合邏輯的歷史故事。而寫作過程中向大陸相關人士查證史實的往來書信，無意中也成為了獨一無二的史料。藍博洲說，自己希望盡量掌握歷史細節(jié)，把革命志士的人性化一面寫出來。據(jù)悉，這本《臺共黨人的悲歌》明年有望在大陸出版。

    想寫“臺共三部曲”扭轉(zhuǎn)被誣蔑的歷史

    提到臺灣共產(chǎn)黨，因為其發(fā)展歷程曲折，又遭遇1950年代“白色恐怖”禁忌，普通人對此不甚了了。聽說過“臺灣共產(chǎn)黨”這個名詞的，多半也是因為前民進黨人士王老養(yǎng)近年來成立的同名政黨。

    藍博洲認為，臺共研究之所以“沒成果”，就是因為在“臺獨”勢力興起所謂“臺灣史”熱潮以來，研究臺共始終是一件很冷門的事。即使有一些民進黨人士曾做過相關研究，也刻意將臺共與中共切割，“但事實上，1945年臺灣光復之后，臺共就在組織上回歸了中共”。

    因為關注“白色恐怖”時期的歷史，因為常年研究臺共、寫作相關作品，藍博洲笑稱自己因此被扣上了“統(tǒng)左派”的帽子。在他看來，民進黨利用“二二八”事件搶奪意識形態(tài)話語權(quán)，誤導大眾對當時臺灣青年的身份認同問題。“其實當時的臺灣青年是從對‘白色祖國’的失望，轉(zhuǎn)而對‘紅色祖國’的向往，并非大量轉(zhuǎn)向主張‘臺獨’。”為了讓這段被誣蔑的歷史反轉(zhuǎn)過來，藍博洲說自己想要寫“臺共三部曲”(按照臺共不同歷史階段劃分)，讓大家了解真實的臺共黨人。

    兩岸深化交流須清理意識形態(tài)糟粕

    據(jù)藍博洲介紹，1949年之后，臺灣的進步歷史徹底結(jié)束，日據(jù)時代留下來的社運傳統(tǒng)亦徹底斷絕。而在“白色恐怖”的漫長年代里，臺灣民眾接受的是“反共”、“恐共”的思想教育。以至于臺灣社會的“反共”痕跡無所不入，這種意識形態(tài)至今沒能得到徹底清理。“在臺灣，罵一個人‘阿共仔’是非常狠的話。”而這種聲音，似乎又常在綠營人士嘴里聽到。

    這種意識形態(tài)糟粕作祟，為兩岸交流深化帶來的是無形的顧慮與偏見。“臺灣的中國人認同比例在下降，但一邊又希望在經(jīng)貿(mào)領域大陸能對臺讓利。”在藍博洲看來，雖然許多陸客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去臺灣看一看，但在臺灣，還是有人對陸客懷有偏見。要解決兩岸交流領域的深層次問題，藍博洲特別強調(diào)，“清理舊有的意識形態(tài)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