調查發現，中介與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曖昧”關系

　　經過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長沙市清理整頓規范中介機構工作領導小組對全市近3000家中介展開集中調查，截至2009年年底，共清理整頓官辦中介機構85家。在強制滋生腐敗的官辦中介與行政職能部門脫鉤后，長沙市規范中介服務市場的整頓行動也隨即展開。

　　《經濟參考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隨著社會中介組織的迅速發展和大量行政尋租、商業賄賂等借助中介實施，中介腐敗成了腐敗重災區。近年來，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組織發展迅速，但是官辦色彩濃厚，甚至出現“功能異化”，衍生了“協會歪風，中介腐敗”。

　　長沙市監察局副局長、市清理整頓規范中介機構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黃鋒告訴記者，由于行政機關和中介機構沒有徹底脫鉤，很多中介機構中存在“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現象，官辦中介將行政職能轉化為“有償服務”，代替政府機關收受不能收的費用，甚至直接參與行賄、洗錢等違法行為，成了腐敗的“灰色通道”。在行政職能部門的庇護下，不少行業存在中介服務市場的資格認定、行業管理和市場準入的部門立“法”和“潛規則”，造成了中介服務市場的管理混亂。

　　據了解，行政部門一般通過出資、參股等方式參與中介機構的利益分紅，用手中的行政權力為中介機構牟取暴利。“官辦”中介機構的負責人，本身就是由退休政府官員擔任或現任政府官員兼任。資金來源、紅利分配、人員編制、場地位置、入股參股等利益關聯都可能造成中介與政府職能部門千絲萬縷的“曖昧”關系。

　　清理整頓小組調查發現，中介機構編織的利益網緊密、深層次關系也非常復雜，牽涉行業范圍廣、利益鏈條長、非法行為隱蔽性強。“光是一個資產評估中介就可能涉及財務、審計、建設、招投標等多個行業，牽涉到政府職能部門、各利益方的相互勾結，通過權力尋租、商業賄賂、做假賬、評估做假等，嚴重的可能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安全生產的隱患和豆腐渣工程。”整頓小組成員彭清軍說。

　　近年來，隨著我國中介機構發展迅速，評估監理、會計審計、法律服務、房地產咨詢、技術咨詢等數十個領域成為中介組織高速增長地帶。在迅速發展的同時，中介組織參與和引發的尋租腐敗的案件也呈劇增趨勢。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林躍勤認為，在我國商業賄賂、政府官員的尋租腐敗等賄賂腐敗鏈條中，中介參與和引發尋租腐敗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調查發現，房產局、公路局、國資委、國土局、公安局、規劃局、公路局、交通局、水利局等行政部門往往是官辦中介腐敗的“重災區”，而且幾乎都不無例外地涉及到行政職能的延伸和非法政服務“費用”的收取，因此，提供審計、驗資、設計、規劃、工程監理、拍賣、土地、房地產、建設工程招投標、環保評估、安全生產評估等服務的中介機構成為長沙清理官辦中介的重點對象。

　　“中介組織是溝通企業和政府的橋梁，在中介的協調下，行賄、受賄雙方即使不見面也能完成錢權交易，‘合法’的程序外衣掩蓋了其私下骯臟的交易。中介組織腐敗行為具有極大的欺騙性和危害性。”長沙市發改委紀委書記曾慶忠說。

　　“治理中介機構潛伏的腐敗，最關鍵的是，要在嚴格約束行政權力的大前提下，對中介組織進行產權改革，改變其對行政的依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讓中介組織真正參與到市場競爭中，為市場經濟服務，為整個社會服務。”黃鋒說。

　　現在，長沙已把清理官辦中介納入了政府機關的績效考核，一旦查明政府機構有官辦中介，要對相關責任人進行行政問責。但黃鋒告訴記者：“目前中介腐敗的違法成本還是太小，一般是警告、沒收非法所得、罰款和撤銷執業資格，威懾力度不大。通常的情況是我們查處一家是一家，但如果中介機構‘改頭換面’后重新開業，我們又要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對其重新調查。”黃鋒建議，對于中介組織腐敗要加大打擊力度，可根據社會中介組織欺詐、違規和腐敗的性質和嚴重程度，采取行政處罰、經濟制裁和刑事追究等多種處罰措施，增大中介組織及其從業人員的違法風險和成本。

　　不少業內人士表示，政府與市場中介組織的角色關系理不清、定位不準確是亟待解決的問題。行業協會不應成為“二政府”，要真正恢復行業協會、市場中介機構應有的獨立性特征，把行業協會和市場中介機構在職能、機構、工作人員、財務等方面與政府及其部門、企事業單位徹底分開。

　　據了解，到目前為止，全國還沒有一部系統的中介組織法，也沒有一部關于社會信用體系的專門法律法規。不少業內人士和有關專家認為，這樣的空白，導致利益相關者在行為方式的選擇上產生搖擺。“目前長沙正在制定《長沙市規范中介服務活動 ， 促進中介機構發展的若干規定》，不久就會出臺。”黃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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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張曉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