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陸家嘴的摩天大樓里，田舒怡回憶起半年前去紐約“掃貨”的經歷興奮依然。美國人為了迎接她們的到來，專門讓帝國大廈亮起了象征中國的紅黃燈光。然而，與她的辦公室隔江相望的黃浦公園，一百多年前被西方列強圈占時，門前曾豎著“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

　　對于先輩們在自家門口經歷的屈辱，田舒怡已無法感同身受。在紐約，她感受到的是“賓至如歸”——中文的標識、說普通話的導購、中國銀聯卡的POS機，還有市政府官員親臨迎候。

　　西方發達國家今天對待中國人的態度與百年前形成了鮮明對比。而這改變的背后不僅是因為田舒怡所在的旅行團高達600萬美元的購買力，更是因為一個崛起的中國。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逐步告別貧窮、走向富強；中國人告別凌辱、重獲自由、贏得尊重。

　　“強盛并不意味著強權。雖然之前尚沒有哪一個大國靠走和平道路實現崛起的夢想，然而，世情總是在不斷進步發展，中共力爭通過開放、改革和更加自信的心態向世界證明，和平崛起并非一個不可能實現的夢想。”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說。

　　放眼歷史長河，幾乎所有西方大國的崛起都隱含著戰爭的基因。老牌資本主義國家的“第一桶金”無不是依靠侵略擴張、對外掠奪資源來掘得。而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立足于自身。如今，中共正秉持互利共贏的理念，尋求與世界和諧相處。

　　盡管如此，和中華民族跌宕起伏的命運一樣，中共引領下的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經歷了百轉千回。

　　中國曾是一個久經貧窮落后、四分五裂的弱國。二戰結束時，國民黨掌權的中國作為五大戰勝國之一，躋身于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行列中。

　　“中國通過入常，從形式上確立了作為一個世界大國的地位，卻不具備大國的實力。可以說是有名無實。”倪峰說。

　　在倪峰看來，抗美援朝戰爭第一次確立了中國的強國地位。后來中國經歷了從向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到中蘇關系破裂，再到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以及中美建交所產生的一系列的連鎖效應，中國的國際地位才取得了重大突破。

　　但是，光有政治上的變化而沒有經濟實力的支撐，中國距離一個真正的強國還很遠。

　　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黨留給共產黨的是一個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當時的西方觀察家曾預言：共產黨打仗100分，政治80分，搞經濟要吃“鴨蛋”。

　　中共一直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發展道路。在經歷了“大躍進”、“人民公社運動”以及“文化大革命”等彎路之后，中國從1978年起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逐漸形成了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讓市場發揮基礎作用，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體系。

　　在聯合國開發計劃署駐中國國別副主任拿破侖·那華看來，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和讓數以億計的農民工進城打工是中國經濟成功的一大秘訣。“前者讓土地在市場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使數億農民的收入有了保障；后者讓中國成為外向型發展的制造業大國。這是建立在中國國情之上的創新。”他說。

　　中國經濟從此走上了騰飛的道路，在此后的30多年里保持了年均超過9%的增長。2010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GDP從1978年的區區3600億元增至接近40萬億元。

　　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果斷出臺4萬億經濟刺激計劃，憑借充足的外匯儲備和銀行資本保持了8%以上的增長率先實現復蘇，成為拉動全球復蘇的最重要引擎。危機中，中國的國際地位不降反升。

　　中國在克服自身困難的同時，還力所能及地與別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中國保持了人民幣匯率穩定，努力為世界創造市場需求，主要貿易伙伴對中國的出口不降反增；在一些歐洲國家深陷主權債務危機時，中國與希臘簽訂一攬子合作協議、與瀕臨破產的冰島政府簽訂貨幣互換協議。

　　中國因此在國際經濟金融機構治理中贏得了更多話語權。去年中國躍升為世界銀行第三大股東國。今年IMF也大幅提高了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投票權。

　　同時，中國人開始進入被西方人壟斷的國際機構中擔任重要職務。2008年2月，林毅夫成為首位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本月13日，IMF總裁拉加德提名朱民擔任IMF副總裁，朱民與一批中國精英也已經在國際經濟金融界具備了重要的影響力。

　　不僅在國際經濟金融機構，在一些其他國際組織的領導崗位上也出現了中國人的身影，比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陳馮富珍，以及中國首位躋身WTO最高裁決機構的法官的張月姣。

　　“今天的中國在許多國際政治安全、維和、人道主義救援行動中都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對外交往的擴大和對主流國際體系的深度參與，增進了中國與外界的溝通與了解，豐富了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經驗，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倪峰說。

　　迄今為止，中國已參加了100多個政府間國際組織，簽署了300多個國際公約，在聯合國改革、多哈回合貿易談判、國際金融機構改革、全球氣候談判等國際事務中發揮建設性作用。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軍隊多次參加在波黑、阿富汗、蘇丹、利比里亞、海地等地的聯合國維和行動；中國還是世界第三大向貧窮國家提供食物援助的國家；免除了50個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對華債務總額達256億元人民幣；自2008年底，中國海軍派遣海軍艦艇赴亞丁灣、索馬里海域護航，保護了中國和其他國家人員、船舶的安全。

　　“隨著中國的國際地位與影響力不斷上升，中國政府正在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以促進人類的發展，這是十分值得肯定的。”那華說。

　　雖然中國奉行的“與人為善、與鄰為伴”的原則從未改變，然而，在中國國際地位提升的同時，一些國家在冷戰思維的影響下對中國的崛起表現出了不安和責難。

　　“中國獨秀論”、“中國傲慢論”輪番上演；施壓人民幣升值始終保持高壓態勢；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已成為貿易救濟措施的最大受害國；中國企業“走出去”卻屢遭保護主義的大棒；在非洲開發市場、援建基礎設施，卻被貼上了“新殖民主義”的標簽。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在接受《人民日報》采訪時曾表示，各國在發展過程中有不同訴求和沖突很正常，重要的是怎么解決。通過對話、談判和合作解決沖突才是正途。

　　“中國的戰略意圖并不像有些人想的那樣深不可測，中國的發展是光明磊落的和平發展。”他說。

　　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年初在回答中國是否會改變“韜光養晦”方針的問題時說，不存在中國國力比過去強了一點兒，中國就要改變自己的外交政策，這不符合中國的長遠利益，況且中國國力與美國比還有很大差距。

　　胡錦濤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重申，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歷來是促進世界和平與發展的積極力量。為人類作出應有貢獻，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早就作出的莊嚴承諾。我們將堅持不懈為人類和平與發展的崇高事業作出自己的努力，爭取對人類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倪峰說，如今，中共對外部世界的認識更加客觀，對形勢的判斷更加準確，“和平發展”的理念更加務實。

　　他認為，作為大國行列中的后來者，中國在如何處理與世界關系上仍然經驗不足。要形成完整有效的方法還需要很長的磨合期。實現“和平發展”需要堅持不懈的努力。

　　為了探索更好與世界溝通之道，中共正在打造文化軟實力。7年前，海外第一所孔子學院在首爾成立，如今已在101個國家和地區扎根，吸收了50萬名學員。盡管漢語是世界上最難學的語言之一，“漢語熱”還是逐漸在全球蔓延開來。

　　“文化的溝通和認同是一個更加困難的過程，現在只是一個開始。中共已經認識到必要性，并將穩步推進下去。”倪峰說。 (記者　劉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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