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地震引發的“核風險”還在不停發酵。

　　最近，日本首相菅直人甚至宣布，未來日本將“去核電”，可謂一言捅破馬蜂窩，日本朝野上下亂作一團。對于一個發電量30%依靠核能、能源整體需求幾乎完全對外依賴的國家，這種“壯士斷腕”式的英勇表態有點兒讓人想起了神風突擊隊。

　　在福島核事故處理進程中，日本確實出現了一系列“人為”因素引起的麻煩，但因此而“去核”，明顯是矯枉過正，恐怕將由一些“小錯誤”引發一系列不可挽回的“大錯誤”。

　　不過，菅直人受到的壓力是可以理解的。他的表態，其實是一段時間以來彌漫全球的“核恐慌”氛圍中一個典型的個案。

　　早在5月，德國總理默克爾就說，到2022年將關閉所有核電站；瑞士內閣則表示，要對核能設施全面執行“永久性禁令”。6月，意大利搞了公投，否決了恢復核電廠計劃，大呼“棄核”。不少分析機構都發布報告，引用各種數據，說明未來各國核能增長的速度會大幅下調。同時，一度陷入投資“泡沫”指責的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再次獲得青睞。

　　本著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的態度，這一輪“棄核”、“去核”風潮中，對核能利用的安全性、有效性的理性爭論，早已淹沒在政治壓力和政客們精打細算的競選考慮中。

　　日本就不必說了，城頭變幻大王旗，誰上來都有一套說辭。作為核危機的肇事者，表個態，平息國內民怨，安撫國外民憤，算是一種迫不得已的策略。德國呢，本來只有17座核電站，核能占比在總量中微乎其微，而且這些電站到2022年大多壽命到期該退役了，不想關也要關的，現在拿來說事兒，不過是政客“透支”民意而已。當然，德國在風能、太陽能等新能源技術上投資不少，水平很高，希望借此推廣和輸出此類環保技術和設備，也是隱蔽的經濟打算。瑞士有點隨大流，它的5座核反應堆2034年到期，提前二十年表個態有什么所謂？至于意大利，早在1982～1990年，其少得可憐的4臺核電機組就關閉了，20年后出來表態，不是“作秀”是什么？意大利經濟，是靠奢侈品、時尚、旅游和借貸這些虛擬經濟過活的，早就“后工業化”了，核能發展不發展，壓根兒不是這些“闊少”和藝術家們考慮的問題。

　　需要細心觀察的是，核能發電占比80%的法國沒說什么“去核”，在“核恐慌”氛圍中保持著難得的冷靜。畢竟，當年戴高樂總統全力發展核力量以打破美國核威懾的底氣還在。而核大國美國，雖然在1979年三哩島事故后沒有再建核電站，但核電開發技術一點沒耽誤。中國如今全力引進的第三代核電技術，就是源于美國西屋公司的AP1000。福島事故后，美國核監管當局對全部104座核電反應堆進行安全檢查，結論是沒問題。這些老舊的核電設施，至今仍為美國提供了20%的發電量。

　　每一種能源利用方式都有風險和不利因素。風能產生噪音，太陽能占用大量土地，石油油井爆炸和煤礦礦難事故，總是威脅著人的生命并讓環境付出代價。但是，人們從來沒有因為這些風險而放棄文明。《華爾街日報》在日本地震后發表的一篇評論說得很到位：“物質和技術進步的悖論是，它們越讓我們安全，我們似乎就越害怕風險。我們生活越舒適，就越不想冒險，但風險是通往未來進步的唯一道路……如果美國人從日本悲劇中領悟到的是，我們應該追求消除一切風險這一虛幻而適得其反的目標，則將是更大的悲劇。”

　　事實上，核能利用是人類至今為止在技術發展和工業進步上所獲得的最高階段的成果。全球正在運行的400多座核反應堆，幾十年來發生過3次事故，其風險發生率與其他能源相比已經非常低了。更重要的是，目前的核開發只是核裂變技術，仍處于核能開發的初級階段。全球科學家們正在攻關的技術難題是可控“核聚變”技術，即“人造太陽”工程。國際核聚變實驗室將于2019年在法國開始試驗，如果成功，人類有可能在2040年建立第一座“核聚變”電站。這將使人類永久性地突破能源瓶頸。如果與月球開發及外太空探索工程結合起來，人類的文明程度將由此實現跨越式的升級換代，“地球人”將進化成“宇宙人”。

　　人類從石器時代發展到鐵器時代、從農耕時代發展到工業時代的進程中，總是對“新技術”導致的危險產生莫名的恐懼。但文明就是建立在對此類恐慌的克服之上的。馬鐙的產生，一度是游牧民族軍事上戰勝農耕民族的重大發明，但騎士卻有可能因腳卡在馬鐙里，而被受驚的戰馬拖死。這種“偶發事故”難道會讓人們拋棄馬鐙？火藥由蒙古傳入西歐，當初歐洲人因恐慌而稱之為“上帝之火”，稱為不祥之兆，但后來在火器技術上執牛耳的，不正是曾經蒙昧的歐洲人？同樣，在這一輪“核恐慌”之后，真正能夠在核技術上有重大發展和重大突破的國家，必定是在核安全和核開發技術上，能夠膽大心細、迎難而上的國家。

　　從現實國情看，中國作為能源短缺型的后發工業大國，更不能在核技術升級換代的追趕之路上因噎廢食。中國除了煤炭資源豐富，其他能源和資源上對外依賴都相當嚴重。石油對外依賴已超過50%。在全球產業分工鏈條中，中國工業只是依靠低端加工的勞動力優勢“為世界制造”，而發達國家則利用高端技術和在全球范圍內壟斷性的資源控制，加大了對中國等新興國家的不平等交易和經濟盤剝。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戰略問題研究中心教授張文木就認為，如果中國也盲從“棄核”輿論，其惡果要么是向傳統煤電資源回歸，加重本國本已非常脆弱的生態環境的進一步惡化，要么就是在GDP數字上升的同時，國民財富卻在天價的石油進口等資源貿易中變相讓渡于西方。

　　目前世界各國核電比率平均為17%，超過30%的國家有16個。中國現已投產的核電裝機容量僅900萬千瓦，占總量的2%。中國要實現2020年核電占比4%的目標，有巨大發展空間。在福島核事故后，中國已大大加強核安全審批措施，并計劃削減一定的核電項目。一位上海的核電專家就對筆者說，幾個月來他一直四處奔波，全都是參加國內新建核項目的安全審查評議會，現在是“一個一個過關”。

　　國家環保部核安全專家郁祖盛最近說，從技術角度看，核電站原則上沒有不可解決的問題，關鍵是針對具體的核電廠址如何設定恰當的防護標準，因此完全沒必要放棄核電，至少“棄核”風波不應影響中國發展核電的信心。

　　由此觀察，中國核工業面臨的現實難題，并非“要不要核電”，而是“要什么樣的核電”。中國核電市場未來有巨大成長空間，核電大國都期望通過技術輸出在中國市場上占有一席之地。總體來說，世界核電技術目前正處于二代與三代的轉折期。二代技術較為成熟，也比較穩定，“二代加”已經實現國產化，我國自主研發實力和產業配套能力較強；而三代技術設計上更先進，比如在安全設計上，將最大限度地避免使福島核電站冷卻裝置失靈的那種問題。但三代技術的核電站從未在任何一國建成過，中國核電企業更不掌握技術，要完全依靠進口，配套設備國內短期內也跟不上，要依賴國外廠家。

　　目前，國內主要的4家設計承建核電的企業，各有各的利益權衡，甚至彼此間還有齟齬。國核電公司負責引進西屋AP1000技術(屬三代核電技術)，是三代技術的力推者。中核集團擁有自主研發的“二代加”技術，自然是大力推進中國自主研發的倡導者。中廣核集團以法國二代和三代技術為主，在技術路線上較為折衷。而中電投是核電行業中的后來者，作為投資者參與部分項目建設，對技術路線似乎并不敏感。

　　在福島核事故帶來的“核恐慌”氛圍中，中國需要堅定而審慎地選擇自己的核電發展戰略。安全性的考慮當然是第一位的，但絕不能受“恐慌氛圍”和非理性輿論的干擾，輕易將我們多年來自主研發的平臺和積累下來的技術經驗拋棄。“市場換技術”的挫折，已經給了我們足夠多的教訓，如果沒有完全自主的研發平臺和自主學習能力，僅僅依靠從國外引進，很可能是市場給出去了，技術學不來。實際經驗是，自主的技術進步越快，引進和消化的效果就越好。

　　從這個意義上說，未來中國核電市場這塊“大蛋糕”，一定要給“二代加”和“三代”技術都留出足夠多的份額和空間。充分考慮安全，更要充分考慮中國自主核電技術的孕育、培養，因為這不僅關系到眼下的需求，更關系到中國經濟未來的長遠利益。國內核電企業更應在這一大前提下，減少不必要的爭論和內耗，勁往一處使，擰成一股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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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