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 嵩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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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票難求、假期短暫，回家過年費心費力……在這樣的背景下，許多在城里工作的人選擇把父母、孩子從老家接到城市里過春節。這樣的“反向探親”、“反向團圓”，有哪些好處，又會遇到什么限制，會不會成為一種更為人們接受的過年方式？
“只要一家人團圓，在哪兒都是過年！”1月29日，正月初七，在廣州過春節的凌老先生告訴記者，他的老家在湖南常德，但已經有好幾年在廣州過年了。凌老先生的兒子凌浩在廣州從事廣告工作，今年把父母、兄弟接到了廣州，全家11口人過了一個歡樂的龍年春節。
與春運人流反向而動，在大城市感受別樣年味
“不回老家過年的原因很簡單，從廣州北上的車票、機票太難買，加上假期短，與其在路上折騰，不如將父母接來廣州過年。”凌浩說。
1月8日，春運第一天，年過七旬的凌浩父母就從老家來到了廣州。他們說，當時從廣州出發的列車已經趟趟爆滿，但由湖南南下的列車卻顯得寬松。
臘月二十七，凌浩的哥哥嫂嫂也乘飛機從常德來到廣州，“機票是打折的，幾乎比火車票還便宜，這就是到廣州過年實惠的地方。”
“很喜歡廣州暖和的天氣。”凌浩的父母說。凌浩的哥哥嫂嫂則認為，廣州過年有特別的氣氛——除夕的花市、初一的焰火，還有舞獅等民俗大巡游……
在北京工作的白領小曹，今年過年也沒有回東北老家，而是把父母接到北京過年。
“節前來，節后走，讓父母來北京過年，是一舉多得的事——既好買票，又可以讓父母體驗北京的年味，還能多一些與父母在一起的時間。”小曹說。
由于工作忙，小曹每年都要到除夕當天才能趕回家。“火車票不好買，有時實在買不到，就得買全價的飛機票，來回的路費要幾千元。相比而言，春節前來北京的火車票就好買多了。”小曹告訴記者。
小曹父母也說，到北京以后，他們逛廟會、看故宮……感覺春節過得很充實。
據記者調查了解，像凌浩和小曹的父母這樣，到子女工作地過春節的“反向團圓”，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等大城市并不少見。
既減少開支也可多賺錢，進城務工人員加入“反向團圓”
除了在大城市有正式工作、有穩定住所的白領階層以外，進城務工群體中也有不少人選擇留在大城市過年。
42歲的清潔工蔣女士，來自四川省仁壽縣，與丈夫一起在深圳打拼了7年。春節前，她把在老家的孩子給接了過來。
“這些年，都沒怎么回家過春節。”她說，因為回家的票太不好買，就算買到票，來回一趟，加上走親訪友，怎么也得花3000—4000元，相當于兩個月的工資。
目前，蔣女士一家租住在一間10平方米的房子里，月租金650元。“都是一家人，擠一點也沒關系。”她說，把家人接到深圳過年，這樣既不耽誤工作和保證收入，也能減少開支。
在北京朝陽區青年路某建筑工地，記者采訪了在北京打工的王先生。他告訴記者，今年春節沒有回四川老家過年，而是把妻子和兒子接到了北京。工友都回家了，住的地方暫時可以解決。他說，工地需要有人留下來值班，留在北京過春節也可以多賺一點。
記者采訪時發現，一些企業為了緩解春節期間的用工荒，也主動想辦法讓務工人員留下來過年。
據一家職業介紹中心的工作人員介紹，春節期間餐飲業等服務業“用工荒”最為嚴重。一些企業除了給員工“節日工資”之外，都推出措施解決員工家人探親的問題，以便留心留人。
體現城市化進程結果，表明越來越多務工人員以城市為家
“父母來北京過年，感覺春節假期變長了。”小曹說，由于父母已經退休，春節前可以早來，節后晚走，也節省了自己往年花費在回家路上的時間，所以感覺春節假期很充裕。
對于“反向團圓”，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喬新生認為，從大的方面看，越來越多的人反向流動可以緩解春運壓力，對流動人口多的大城市來說可以促進消費。而對留下來過年的人來說，也是一種經濟實惠的過年方式。
“日暮鄉關何處是”，喬新生從更深的層次分析，“究竟何處是家”，契約社會和鄉土社會對家的認識是不同的。“反向團圓”增加反映了中國從鄉土社會向契約社會的社會結構變遷，說明中國社會正在走向流動社會。
他還認為，進城務工人員開始加入“反向團圓”，是城市化進程加快的結果，也表明越來越多的務工人員開始以城市為家。
有專家分析，春節前從一、二線大城市回鄉的客流巨大，節后返城的客流又會集中爆發。根據這種潮汐流動的特點，如果“反向團圓”能成為一種潮流，有利于客流的雙向平衡，可以大大提高春運運力的利用效率。
專家認為，接家人來城里過春節，還需社會、企業助力
記者采訪發現，目前，“反向團圓”仍以白領家庭為主，尤其以在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一線城市和一些省會城市工作的人居多。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孝正說，對于大多數進城務工人員來說，他們在老家有根。他們可以把父母接過來，但是不可能把爺爺奶奶等親屬都接過來，所以“反向團圓”可能只適合少數人。目前，回家過年仍是主流，“反向團圓”相對還是少數。
他認為，只有當進城務工群體形成大規模的“反向團圓”潮流，返鄉人口與反向流動的人口對稱了，才可能對春運緊張情況起到大的緩解作用。
同時，也有專家認為，“反向團圓”會遇到一些現實的限制因素。
比如，白領一般有自購住房或租住的房子，“反向團圓”容易實現，而對于沒有個人住所的進城務工人員來說，接家人進城過年就很難。
再比如，一些人反映，帶薪休假難落實，一年之中春節是少有的回家探親時機。另外，在大城市親朋好友少，老人過年時容易心理孤單，也是“反向團圓”的不利因素。
喬新生則認為，應鼓勵“反向團圓”等多元化的過年方式，防止大城市春節期間“空殼化”。在一些大城市，外來務工人員的定期流動，導致這些城市的第三產業，像家政服務業、餐飲業等周期性蕭條，所以可以加強市場調節，比如通過提高假日期間的工資等方式，讓更多的務工人員“反向團圓”。
廣東明朗生活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朗介紹說，企業每年都要舉行兩次團圓活動，一次在暑假，一次在春節期間。廠里會為來廣州與父母團圓的家屬及小孩報銷路費，還請大家一起吃飯，并組織大家游覽廣州的風景名勝。
有專家認為，從企業角度來看，應加大對員工“反向團圓”的支持力度。同時也希望政府和社區能夠出臺更多的措施，舉辦更加豐富多彩的活動，吸引人們留下來過年，接親屬過年。（記者 李剛 呂紹剛 張彥春 李 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