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于去年6月中旬的“郭美美事件”，將成立了108年的中國紅十字會拖入公眾輿論的漩渦，使得這個以人道主義救助為使命的機構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從最后調查的結論看，在此次源于無知者炫富引發的公共事件中，紅十字會雖然背了黑鍋，但也暴露了紅十字會自身存在的問題。在這艱難的一年，紅十字會如何通過改革重新獲得公眾的信任？
2011年6月中旬發生的郭美美事件，使中國紅十字會遭遇了自1904年成立以來最大的信任危機。在事件發生將近一年時，圍繞重建公信力的問題，中國紅十字會到底做了哪些改革呢？法治周末為此專訪了履職8個月的中國紅十字會常務副會長趙白鴿博士。
紅十字會是干什么的
法治周末：去年6月21日爆發的郭美美事件將近一周年，過去的一年，中國紅十字會深陷信任危機，來自社會的捐贈大幅度下降，如何度過這場危機，重建這個兼具公益慈善性質的人道救助機構的公信力，是當下的急迫問題。從后來核查及公開的事實來看，紅十字會既沒有一個商業紅十字會，也沒有郭美美其人，紅會確實為郭美美事件背了黑鍋，但也暴露了紅十字會在管理上的問題。如果從自身的角度進行檢討，郭美美事件發生后，紅十字會的應對措施是否及時妥當？有哪些教訓？
趙白鴿：郭美美事件牽動了公眾對中國社會組織發展的關注和期待，也是對紅會的一個教育和警醒。事件發生后，迅速發酵并在一個時期內呈現一邊倒的態勢，這讓紅會很多人有些束手無策。一些人，特別是多年從事紅十字人道救援救助工作的人來說，他們感到委屈和不公平。
事后的調查證實了這是一個沒有事實根據的案例。但是，這種強烈的反差提醒我們三點：第一，紅會系統對自身使命的認識和戰略的設定應更明確，應大力宣傳。人道意味著什么，紅會的發展戰略和方向在哪，這些問題都應深入思考和更加明晰。第二，紅會應該向公眾更清晰地傳遞信息。目前社會公眾對紅會及其人道使命的認知度較低，常常將其簡單等同于一般慈善機構。它直接影響了紅會的公信力。第三，就是還未真正建立起系統、科學、規范和公開透明的管理制度，包括信息化體系建設。這是我們未來要著力加強的。
法治周末：中國紅十字會到底是干什么的？在郭美美事件發生之前，大多數人可能對這個組織知之甚少，一般都認為它是一個慈善組織，經常組織街頭獻血等活動。我注意到，您在郭美美事件爆發后來到紅十字會，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總是不忘介紹紅十字會的職能，這是為什么？
趙白鴿：公眾對紅會的認識有一些偏誤。人道的理念在中國傳播得還不夠，普通公眾往往將它等同于壹基金這樣的社會慈善組織。我希望把歷史說清楚，讓老百姓知道它究竟從哪里來、向何處去，它究竟是干什么的。要讓全社會都知道紅十字會的人道主義精神和人道使命的執行。
國際紅十字運動是瑞士人亨利杜南發起成立的。1859年6月，法國、意大利聯軍和奧地利軍隊在索爾費里諾發生了戰役，4萬多人死傷并被遺棄戰場上。途經當地的亨利杜南目睹了極為悲慘的戰后場景，帶領附近的居民、醫生和護士緊急行動起來，收容和安置了4000多名傷兵，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救護和治療。
杜南深感對人的生命的尊重和保障是第一位的，必須廣泛呼吁對戰地受傷人員的救護，呼吁人道主義。亨利杜南提出了兩項具有深遠的歷史影響的建議：一是在各國設立志愿性的傷兵救助組織，以戰場救護作為其重要任務；二是共同簽訂一份國際公約，給予傷兵救護組織以中立地位。
從第一項建議出發，1863年，亨利杜南等發起成立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ICRC)的前身———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在各國逐步演化為目前的國家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從第二項建議出發，逐步演化為當今以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為核心內容的國際人道法文書。
日內瓦公約及其附加議定書是約束戰爭和沖突狀態下敵對雙方行為規則、推動裁軍和武器管制的重要權威法律文件，目前已有194個國家簽署公約，成為現代史上被接受程度最為廣泛的國際公約。亨利杜南為此獲得了1901年首屆諾貝爾和平獎。
中國紅十字會成立于1904年，在108年的發展歷程中，從戰爭救護開始，逐漸發展到衛生救助、社會福利等。隨著社會的不斷演變，現在的紅十字會職能主要包括在災害和非災害、緊急和非緊急狀態下的救援、救護和救助工作，其核心業務大體上可以概括為“三救”(應急救援、應急救護、人道救助)和“三獻”(獻血液、獻造血干細胞、獻人體器官組織)。
如何堅持獨立和中立
法治周末：在國際紅十字會的章程中，特別強調了這個組織的中立和獨立性，其中，關于獨立是這樣表述的：“本運動是獨立的。雖然各國紅十字會是本國政府的人道工作的助手并受本國法律的制約，但必須始終保持獨立，以便任何時候都能按本運動的原則行事。”在現代政治理念下，中立、獨立就很容易被理解為與政府劃清界限，擺脫政府的控制。而紅十字會的使命決定了這個組織不可能完全脫離與政府的關系，中國紅十字會如何處理這種矛盾？
趙白鴿：獨立的概念是指必須有自己的原則，具有獨立的機制，必須為共同的價值去工作。從本質上說，獨立原則應該是形成政府、非政府、公民、企業、媒體共同合作的關系，以達到一個共同目標。
國際上對紅十字會在人道領域的作用定位如下———特殊的(Specific)、顯著的(Distinctive)和不可替代的(Non-replaceable)。從這個意義上說，在人道領域內，將紅會和政府割裂開來，顯然是有偏誤的。因為救援和救護是基本的公共服務，也是政府的重要職責。紅十字會在這方面是政府的重要助手。
在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方面，現在做的比較好的是加拿大、英國以及斯堪的納維亞半島的國家，例如挪威、瑞典等。他們的特點是，政府通過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向紅十字會提供資金，同時，紅十字會通過議會、媒體等機制參與和影響到人道事業的決策。紅會與政府是密切的合作伙伴關系。
對中國而言，紅十字會被明確為政府在人道工作領域的得力助手。實踐也證明，通過與政府建立密切的聯系，能夠有更強的行動能力，更好地應對災害和其他人道危機。這在汶川地震、玉樹地震等重大災害應對中都得到了充分體現。因此，在獨立的理解上，我認為必須準確把握其本意，并且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我們共同的目標是讓更多的易受損害人群得到人道支持和救助。
法治周末：就紅十字會的職能而言，它要參與人道主義救助以及公益慈善等活動，比如戰爭、自然災害以及重大疾病救治等，所需的資金主要來自哪里？官方的資金和民間捐助的資金各占多大比例？
趙白鴿：對中國紅十字會而言，有三重賦權。第一重賦權是政府賦權。目前在全世界，像北美的美國和加拿大，政府的財政支持在70%到80%之間，比例很大，主要通過政府購買服務、紅會承擔相應人道項目的方式獲得。在我國香港，政府投入大概占到78%，用于獻血、智障兒童、癌癥病人的晚期照顧等，情況也類似。我認為，在人道領域，政府應給予相應的更充分的財政保障；同時紅會也要切實提升自身能力，來承接政府的公共服務購買項目，履行更多的人道責任。我們正在向這方面努力。
第二重賦權是國際賦權。包括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合會以及聯合國機構、其他的非政府組織的捐贈和授權。在網絡事件之后，蓋茨基金支持900萬美元，和我們一起推動了“無煙環境”項目，主要用于開展二手煙防控工作。
第三重是公民賦權，也就是社會賦權。這是由公民和社會組織通過捐贈的方式給予中國紅十字會定向或非定向的資金，用于人道領域的援助。我認為，第三種賦權不僅僅是賦予我們權利，更重要的是賦予我們責任。
社會捐贈如何使用
法治周末：郭美美事件經過一段時間的發酵后，公眾輿論將關注目標集中到紅十字會資金運作是否公開透明的問題上，甚至有一些極端言論表示再也不給紅十字會捐助一分錢。那么，紅十字會的資金到底是如何運作的？
趙白鴿：總體而言，來自政府和國際的資金使用情況還是比較好的，但社會捐贈資金方面還應進一步加強。
來自政府的這部分資金管得很嚴，主要通過預算管理和審計監察兩部分來實現，比較清晰和成熟。國際捐助資金的使用，有非常嚴格的邏輯框架法，從項目的設定、預算和執行，到最后的監督，都有一整套的程序。
難的就是社會捐贈這一部分。主要受兩重限制。第一是信息化。這么大的國家，比如河南、山東的人口都在一億左右，加起來相當于一個西歐，因此把分散到基層的款物使用情況統計清楚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而地方出現問題，往往會影響到整個系統。第二是清晰的管理鏈條和規范的管理制度。錢怎么來、怎么做、怎么走、怎么公開，我們在預算、執行和監督等方面都必須加強。
所以我說人家批評我們是對的。因此，我們必須在最短的時間內建立信息化體系，建立完善的人、財、物的管理制度。
法治周末：紅基會請來“獨立第三方”對捐款所建的部分項目進行評估，這個所謂的“獨立第三方”一般是大學的研究機構。雖然紅基會的做法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獨立監督，但卻給我們一個啟示———如果引入“獨立第三方”對所有來自社會的捐贈實施最終使用情況的監督，是不是可以解決紅十字會的信任缺失問題？老百姓通常不太相信官方的監督，而邀請“獨立第三方”進行監督，能夠獲得社會的信任。這使得第三方相當于一個中介，架起雙方信任的橋梁。將來能否保證所有項目都有“獨立第三方”進行監督？
趙白鴿：第三方參與非常重要。邀請第三方來對我們進行全程監督，很有必要。在項目設計的時候，就應該邀請第三方進來，否則等出現問題就來不及了。整個管理鏈條從預算、審核、執行，對全過程進行監督和公布。這方面，紅基會比我們早，在2009年就有了社會監督委員會。我們現在的理事會也吸收了很多社會人士參加，但應該更好地發揮其監督作用。最近，我們邀請了大批專家共同開展了面向各省的工作調研，收到了很好的成效。
同時，我們組織了若干專家團隊，分別參與了紅會的綜合改革、組織建設、品牌管理、國際合作、審計監督等工作。這些人員大部分來自社會各界，具有專業的知識和進行策劃、宣傳以及提供意見的能力。因此，第三方的參與是整個紅十字會未來發展的重要支持力量。
我們體會到，紅十字會是一個由志愿者組成的社會團體。它應該源于社會、服務于社會。它應該成為人民的紅十字會。
山西太原，80歲的朱煥娥手中的紅十字捐款記錄冊。這已經是她的第2本記錄冊了，老人堅持把撿垃圾換回來的錢捐給紅十字會。朱煥娥每天到附近院落里和市場的街道上撿垃圾，她把撿來的廢品換成錢，毫無保留地都捐了出去。3年來，她先后向山西省紅十字會捐贈了近3000元。這相當于要賣廢紙3噸或者瓶子60000個。面對這樣的捐款人，中國紅十字會的公信力尤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