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蒙古錫林郭勒盟輝騰梁風電場。新華社記者 任軍川攝
人們習慣將黨的十六大以來的這10年，稱為新世紀新階段。
回望這10年的改革歷程，不同的人可能給出不盡相同的評價。也許有人會說，與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相比，這10年顯得不那么轟轟烈烈，似乎少了一點“殺出一條血路”的激情，也少了一點“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
然而，任何歷史評價都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只有對這個時期的階段性特征有一個完整把握，才能對10年的改革進程得出準確認識：沒有多少壯懷激烈，并不表示一馬平川；沒有多少驚濤駭浪，并不表示輕而易舉。這10年，改革創新仍然是中國最鮮明的時代特征。于無聲處，改革一步步深化，中國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廣泛而深刻的變革。
10年改革不缺少攻堅克難的勇氣
——改革進入“深水區”，在堅定不移深入推進的同時，更加注重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協同推進，由“單兵突擊”向“全面系統”轉變，從釋放潛在動力的層面向激活內在動力的層面轉變
小崗村，中國農村改革的發源地。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一年越過溫飽線，20年沒過富裕坎”，成了困擾小崗村的難題。
近10年來，小崗村以推動土地流轉、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為契機，開啟了新一輪改革。不同的是，這一輪改革已不再是單純的農村經濟領域的改革，而是與經濟體制改革相配套的一系列改革嘗試：建立農業合作社，成立互助資金，求解農村金融難題；集中規劃農村建設，完善公共服務設施，推行農村社區化建設；創新鄉村治理模式，發揮農民自主權……今天的小崗村，已經成為從傳統農業走向現代農業、從城鄉分割走向城鄉一體的新農村。
小崗村的變遷，正是新時期中國農村改革的縮影。
2004年，時隔18年后，中央再次發出關于“三農”問題的“一號文件”，自此，連續9個中央“一號文件”鎖定“三農”，提出一系列強農惠農富農的重要政策措施：2004年起，我國建立對農民的直接補貼制度；2005年10月，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按照“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2006年，延續了2600多年的農業稅全面取消；2007年起，全面推行農村義務教育經費保障機制，全國1.48億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全部免除學雜費……
這里列舉的，僅僅是10年來農村改革政策的一部分。黨的十六大以來，我國糧食產量實現“八連增”、農民增收“八連快”，“三農”發展進入又一個“黃金期”，其根本原因，正是新一輪農村改革釋放出巨大活力。
改革步入“深水區”，改革進入“攻堅期”，這是人們評說這10年改革說得最多的兩句話。中國的改革，已經到了解決“發展的問題”和解決“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同步推進的階段，越來越呈現“全面性”和“系統性”特征。有人說得很直白：“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單兵突擊”式的改革，在特殊歷史時期曾收到奇效。但是，隨著改革能量的持續釋放，仍然寄希望于“畢其功于一役”，靠某一方面的改革解決經濟社會發展的所有問題，顯然是不太可能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應急式”改革不行，“小修小補”的“碎片化”改革也不行。
在這樣的情況下，改革如何推進？中央給出的思路：一是堅定不移，二是全面深化。就是說，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深入推進經濟體制、政治體制、文化體制、社會體制改革創新，堅決破除一切妨礙科學發展的思想觀念和體制機制弊端。同時，注重頂層設計、整體謀劃、協同推進，從淺層次的釋放潛在動力向深層次的挖掘內在動力轉變，找準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努力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
歷史悠久、文化燦爛的中國，曾經面臨這樣的困惑：美國大片橫掃全球，僅一部《泰坦尼克號》的海外收入就高達10億美元，我們的電影年出口只有幾百萬美元；美國平均每部電影的拍攝成本，相當于我國電影全年的拍攝費用；全國500多家出版社的收入總和，不及德國貝塔斯曼一家的年收入……
這到底是什么原因？答案可能很多，但最根本的，還是長期以來，我們的文化體制一直沒有理順。“必須以高度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以更大力度推進文化改革發展”，這日益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
十六大以來，我們打響了文化體制改革的攻堅戰。自2003年改革啟動以來，各級政府對文化基礎設施的投入是過去幾十年的總和。“十一五”以來，文化事業費年均增速保持在18%以上的較高水平。2011年10月，十七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是我們黨第一次在中央全會上專門討論文化改革發展有關問題，第一次以中央全會決定的方式對文化改革發展作出部署，第一次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文化強國的宏偉目標和戰略任務。
改革激發出巨大的文化生產力。2004年以來，我國的文化產業年均增長都在15%以上，比同期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速高6個百分點。2010年文化產業增加值突破1.1萬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從2004年的1.94%提高到2.75%。
新加坡《聯合早報》這樣評價：“在經濟增長的故事以外，中國還有一個也許較不搶眼、較不具新聞轟動效應的故事——一個文明重建的故事。”
有人說，最艱難的改革是對改革者自身的改革。
這10年來，政治體制改革作為我國全面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始終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不斷深化，始終隨著人民政治參與積極性的提高不斷深化，始終隨著時代主題的日益鮮明而不斷深化。
從黨的領導體制逐步規范化、制度化，到以黨內民主帶動人民民主的實踐；從大刀闊斧地推進機構改革，到建設、完善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政管理體制；從廢除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到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從實行基層群眾自治，到實行城鄉按相同人口比例選舉人大代表、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從加強對權力運行的監督和制約，到建立和完善懲治與預防腐敗體系……政治體制改革朝著既定的目標有條不紊地深入推進，沒有多少豪言壯語，也不見多少驚天壯舉，但每一步都扎實穩健，每一步都直擊要害。
深化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和政府機構改革全面推開。2004年3月22日，國務院提出經過十年左右堅持不懈的努力，基本實現建設法治政府的目標。也就是這一年，行政許可法開始實施，與之相伴的對于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被認為是“政府自身的革命”，使得行政權力得到明顯的監督和制約。截至2011年底，國務院分五批共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事項2183項，占原有總數的60.6%，各地區取消和調整的行政審批事項占原有總數的一半以上。
“中國探索”不缺少只爭朝夕的緊迫，不缺少攻堅克難的勇氣。就在今年，財稅金融改革、推動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深化價格改革、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事業單位分類改革和加快推進政府改革又將重點突進。執政者清醒地認識到：消除經濟運行中不健康不穩定的因素，要靠改革；解決經濟生活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要靠改革；實現社會公平正義，也要靠改革。“有些問題早改比晚改好，否則積重難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