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討論反腐的人多起來了。在眾多反腐的觀點中，最有名的立場是主張“從制度上反腐”。持這種立場的人多認為，只有建立起良好的制度機制，才能從根本上杜絕腐敗。如果沒有良好的防腐制度，僅靠一時的動員，未必能長久，且易陷入“人治”的窠臼。

　　“制度反腐”這一說法，表面看來很有道理。但細想之下，卻又覺得不著邊際，無從下手。首先，任何制度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要依賴人來運行。在中國社會里，人、人際關系以及相應的社會風氣，對于制度能否發揮作用至關重要。其次，在官場內部，也盛行各種風氣；每一個單位、地域、部門、階層，每一個領域，均可能有自己的風氣，即潛規則。我們千萬不要小看風氣的力量。事實證明，在中國社會，一種風氣一旦形成，再強大的制度羅網也容易被它撕破。

　　有人把希望寄托在法治上，認為只有“司法獨立”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然而，持這種想法的人可能沒有意識到，一旦司法真的獨立了，政府再也管不著它了，就立即存在著如果司法機關腐敗怎么辦的問題。事實上，在一個腐敗成風的社會里，任何權力機構都可能腐敗；這時讓某個機構脫離政府干預，成為反腐敗的最高權威，這個權威也可能演變成新的腐敗源頭。有人把“分權制衡”當作解決腐敗的有效制度，殊不知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分權制衡的結果卻是國民經濟長期被幾個巨型集團所控制，而且是打著“民主”和“法治”的旗號進行的。

　　把反腐的希望完全寄托于制度，以為只要大膽引進某種全新的制度即可創造奇跡，是天真的想法！

　　（二）

　　然而，上述分析絲毫不是說不需要制度防腐，也不是說不需要對權力的監督、制衡。我只是想提醒人們，奢談制度不如探索制度之路，重視制度不如研究制度之基；究竟什么是中國文化中行之有效的制度建設，我們也不能僅憑幾個西洋政治學概念來畫餅充饑。

　　至少按照古人的理解，要在中國文化中建立制度，有時要先從“正人心”開始。這個“人心”的問題，就是社會風氣問題。如果把制度比作冰山的話，人心和社會風氣則好比汪洋大海，它們深刻地決定、影響著制度的運作。換言之，如果人心不正、風氣敗壞，要想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制度，有時難于登天。

　　例如，早在兩千多年前，董仲舒在給漢武帝的《舉賢良對策》中就曾重點分析了當時為什么會“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即政府防止犯罪的法令越多，人們犯罪的數量也越多；政府打擊犯法的措施越多，人們犯法的手段也越高明。董仲舒認為，這是因為社會風氣已經從根子上壞了。當風氣已徹底敗壞、當人心已極度糜爛，這個社會只能像“朽木糞墻”一樣，愈治而愈亂。因此，董氏認為，要想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必須以“正人心”作為最重要的突破口，并從最上層做起，層層向下，波及整個社會。他說：

　　故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

　　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于正。

　　（《舉賢良對策一》）

　　那么，如何才能“正人心”呢？董氏提出四條，我結合儒家思想略加分析——

　　一是義利。儒家認為國家引導社會發展的指導思想之一在于辨明義利，不能把“利”字放在首要位置。“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大學》）這當然不是指不需要發展經濟，而是指必須在指導方針上擺正義利關系，并以“義”來指導所有的利益活動。用董仲舒的說法，老百姓愛利、逐利本來就像“水之就下”一樣本能、自然；如果不能正確引導，而是以利益成就作為衡量人的主要標準或促發展的主要動力，就會在一夜之間形成全民逐利的狂潮，毀掉社會道德的根基。

　　二是均寡。儒家認為財富分配公平與否，是決定人心朝向、社會風氣好壞的主要因素之一。而財富分配不公，多半是由于擁有特權的人與民爭利，導致貧富兩極分化。

　　三是賢能。移風易俗另一最有效的辦法是任賢舉能。這是因為在中國人的社會里，上下之間的“風化”效應十分明顯。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正直、心術端正，自然會對下面的人產生感染力；如果在上位的人人品不端、心術不正，必然會“上梁不正下梁歪”。

　　四是養士。人才不僅要靠發現，還要靠有意識的培養。把培養過程制度化，就是董仲舒所謂“興太學、置明師”。這樣做最大的意義之一，是讓一批人才通過修習“六藝”樹立堅定的信仰，培養健全的人格，掌握治國的本領。

　　（三）

　　固然，靠正人心、敦風俗也不足以徹底消除腐敗。甚至可以說，人心和風氣的敗壞又何嘗不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腐敗引起的？風氣與腐敗之間存在惡性循環的作用關系。但是這并不能否認風氣的獨立性，何況風氣敗壞的原因遠不限于腐敗。我們必須正視，今日社會的浮躁和功利之風，正是腐敗的巨大溫床。只要這個問題不解決，再好的制度也可能無濟于事。

　　如果我們真的重視制度建設，就應當重視人心和社會風氣問題；如果我們重視人心和社會風氣問題，就應該思考一下董仲舒及先秦儒家所提出的義利問題、均寡問題、賢能問題和養士問題，看看我們多年來做得有哪些不夠？

　　荀子云：“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荀子·君道》）。這絕不意味著不需要制度建設，更不能代替制度建設。但是，我們也必須認識到，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從人心和風氣這個突破口出發，有些制度才能真正建立起來。因此，在進行制度建設時，不能盲目崇洋、空談法治；一定要研究中國文化自身的邏輯，認識中國社會的規律。制度建設永遠都不錯，但是為了制度而制度，不思考制度建設的艱難曲折，難免流于空談，不切實際。

　　“正人心而后正天下。”這是南宋學者陳亮上孝宗皇帝書中所言。事隔800多年，今天讀來依然振聾發聵，相信它能對我們反腐敗提供一些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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