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
五大官員群體面臨五大形象危機
《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法官員以及準官員五個高危官員群體，將其面臨的五大形象危機描述為：不雅事件成貪官標簽，露巨富觸犯公眾，“被牽連”事件有增無減，“誤傷”、“惡意中傷”增多，“被危機”成為新焦點。
“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處于高危狀態，危機事件高發、易發，官員形象的形勢更加嚴重，社會負面影響增多。”中國人民大學危機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唐鈞主持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即將發布，他告訴記者，新媒體時代下信息傳播的速度和廣度都發生了變化，官員形象、政府形象的維護都面臨巨大挑戰。
“我們過去研究的重心主要在政府危機公共關系上，并沒有把這一塊拿出來作為獨立的課題來分析。但事實上，最近的一些報道，如‘不雅書記’、‘表哥’、‘房叔’等等，都讓官員形象、政府形象不斷滑坡。這些都需要引起重視，需要對此進行深入的分析和探討，從而采取相應的危機公關策略。”
在唐鈞看來，應對政府形象危機，首先也必須要從它的細胞——“官員”身上入手。
不雅事件成最短導火索
記者：不久前，重慶市北碚區區委書記雷政富因不雅視頻被免職調查，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蘇市公安局局長齊放也因被曝包養雙胞胎情人而被免職接受調查。這些事件都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許多網友戲稱“反腐靠二奶”。在官員形象危機中，不雅事件占據了什么樣的地位？
唐鈞：從2012年的情況來看，經網絡曝光影響較大的官員不雅事件達10多起，并且11、12月的數量呈“井噴”態勢，這兩個月內就有6起之多。而另據統計，在被查處的貪官中，95%都有情婦，腐敗的領導干部中60%以上與“包二奶”有關。這讓整個官員隊伍的形象都有所下降。
更有意思的是，不雅事件似乎也成為了官員落馬的最短導火索，這些不雅事件，往往會牽出被曝光官員的一系列貪污腐敗、違法違紀問題。官員情色丑聞并非中國獨有，然而在很多國家，官員情色丑聞與其政治操守無關，極少出現這種拔出蘿卜帶出泥的情況。
記者：政府部門在應對這樣的形象危機時有何特點？
唐鈞：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官員不雅事件處理的基本路徑，是通過極具眼球效應的“桃色新聞”引起輿論關注，形成社會倒逼，從而導致紀檢部門介入調查，最終牽出官員的不法行為，將其拉下馬。
2012年的最大特點是，隨著社會倒逼的加劇，從官員不雅事件被曝光到官方公布處理結果的速度越來越快。其中，雷政富事件中，從不雅視頻曝光到他被免職只用了短短63個小時，網友戲稱其為“被秒殺的區委書記”。
危機多緣于自身和周邊
記者：在你主持撰寫的《官員形象危機2012報告》中，總結了“不雅事件”、“露巨富”、“被扒光”、“被牽連”以及“被假冒”五大危機。你認為，這些危機產生的根源在哪里？
唐鈞：除“被假冒”以外，其他四大危機從本質上講還是官員自身所導致。以“露巨富”為例，2012年8月以來，僅廳級干部被曝“露巨富”者已有4人。其所露巨富單件物品價格多在10多萬元以上，作為個人有相當一部分金額過億，遠遠超出普通群眾的生活水平。
我國目前工作人員人均月收入約為4000元，“表哥”楊達才一塊價值25萬元的金表便相當于普通工薪階層5年的收入；我國人均住房面積約為36平方米，“房叔”蔡彬卻擁有房產22套，總面積達7000多平方米。巨大的差距，極易引發群眾的不滿情緒，造成形象危機。
除官員自己外，2012年官員親屬事件與往年相比也有上漲。官員配偶、子女的炫富行為以及違法亂紀行為，都引發群眾對官員清廉形象的質疑。這些行為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
記者：官員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有時與官員自身無關，為什么還會帶來危機？
唐鈞：官員被親屬牽連的情況之所以屢屢造成形象危機，根本原因在于它突出了社會“不平等”，它營造出“權力家庭化”、權力代際轉移的錯覺，造成群眾的心理落差。截至目前，官員只要未參與親屬的違法亂紀行為，一般仍能繼續任職。但隨著群眾對該類事件敏感度的提高，未來官員即使未有違法亂紀情節，也未必能全身而退。
信任危機下的“人肉搜索”
記者：不久前，陜西省安全監督管理局局長楊達才因其在交通事故現場“微笑”的照片，被發到網上而引發網友“圍觀”，并將其在公開場合亮相過的“手表”一一展示，楊達才最終因身陷“手表門”而被撤職調查。從形象危機的角度來看，網友對某些官員的“人肉”行為說明了什么？
唐鈞：對官員財產的“人肉搜索”，說明了現在公眾對政府的不信任。陜西“表哥門”事件后，福建、湖北、甘肅在隨后2個多月相繼曝出“露名表”事件，出現了一批“表叔”、“表爺”、“表嫂”等；廣東番禺“房叔門”事件后，1個多月內，廣東多個城市和山西、山東、浙江等省也出現類似事件。這說明了社會公眾對官員形象的普遍焦慮，也反映了公信力所受到的嚴重質疑。
對官員的“人肉搜索”在國外被稱作是“扒糞”。網友在扒糞過程中存在“扒糞”手段的無限度使用和“扒糞”內容的無限度揭露，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出現“誤傷”。例如2012年9月，深圳某官二代被曝一年購買豪車兩輛，當地市場監管局領導因與其同姓而被誤認為其父而遭到抨擊。同時，部分群眾對官員存在“有罪假設”和仇官情緒，對于官員問題存在獵奇心理，偏好放大官員的負面信息，造成無限度“扒糞”，這其中體現的社會心態需要引起我們的重視。
記者：這里的社會心態是指什么？
唐鈞：部分公眾對官員有著習慣性的質疑，以泄憤為目標對官員開展“扒糞”甚至“潑糞”。一些人在“仇官”心態的影響下，弄虛作假、偽造照片，不斷抹黑官員形象。如2012年湖南懷化辰溪官員不雅照事件，最后雖然被證實是網友偽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也讓官員形象危機更加嚴峻。
同時，由于部分公眾的“有罪假設”心態，官員形象解釋度低，無法進行有效的舉證倒置。因此，媒體和公眾在揭露官員問題時，存在夸大事件、造謠、傳播謠言等行為，甚至涉嫌網絡暴力，存在誤傷的風險。這些雖與官員自身沒有過多聯系，但卻在客觀上加重了官員的形象危機，滋生了信任危機。
警惕躺著“被危機”
記者：與往年相比，2012年官員形象危機有什么新的特點？
唐鈞：“被假冒”帶來的危機與以往相比有所增多，突出表現為以下幾個特征：斂財金額大、假冒級別高、手段越發惡劣、“體制內假冒”與“黑吃黑假冒”數量上升。
就2012年的情況而言，假冒高級官員的現象非常嚴重。已統計到7個省市發生假冒廳(局)級和廳(局)級以上干部、軍區司令或國際組織官員，同時還有多起假冒國家領導人親屬、秘書的案件。而在這些案件中，假冒的級別和假冒所得呈正比關系。
記者：假冒官員的手段越來越惡劣，主要有哪些？
唐鈞：假冒官員的手段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假冒執法人員進行犯罪，這其中以搶劫、敲詐者居多。以假冒警察進行搶劫為例，自2012年11月15日至2012年12月15日，短短一個月內已發生數十起，涵蓋遼寧、貴州、西藏、廣西、河南、湖北、山東、海南等省份。這類行為在事后雖然證明與官員無關，但其對官員形象造成的影響卻沒有得到挽回。
另一類是2012年出現的新現象，一些人為了出位、為了獲取社會知名度而假冒官員，甚至是假冒“問題官員”。自2012年1月高悅兒事件起，多名女子假冒政府工作人員、軍官和警察，利用微博炫富、發艷照、說“雷語”，對有關部門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動搖了這些部門的社會公信力。
五大高危群體需自檢自查
記者：報告同時列舉了村干部、基層官員、高層官員、執法官員以及準官員5個高危群體所面臨的形象危機，同時對相應的危機事件特征進行了逐一分析。這份官員形象危機報告會不會衍變為官員掩蓋危機事件的“教科書”？
唐鈞：當政府直面公眾時，公眾也在博弈政府，這時就產生了政府形象與民意思維的碰撞。政府形象存在著“得分難”、“失分易”的特征；而民意思維存在著主觀判斷嚴重、非主流意識抬頭的傾向。在這種情況下，政府若要提升形象，則需積極引領社會和公眾，學會如何去妥善協調糾紛和矛盾。我們制作報告的主要目的是想對這些危機的規律加以總結，把“病根”找出來，并根據規律給出具體的改進方案。
自2011年以來，突發公共事件、行業負面新聞、官員丑聞等形象危機日益增多，希望這個報告可以為相關部門提個醒，成為他們自檢自查的“體檢單”，讓他們可以根據“處方”所列清單來對癥下藥，起到懲前毖后的作用，而非教科書的作用。從客觀層面上講，這份報告也不具備這樣的功能。
記者：怎么講？
唐鈞：例如這份報告的第三部分，我們制作了“官員形象風險地圖”，把近年來官員形象方面頻發且社會負面影響較大的危機事件，分門別類地概括和羅列出來。如違法犯罪類事件，常見的危機有貪污、受賄、瀆職、致他人死亡、讓他人頂罪等；行政問責類事件，常見的危機包括行為不當、應對不當、作風懈怠等。這樣做的目的是讓相關部門、官員了解到，官員形象危機的根源在哪里，從而進行相應的制度調整，防止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
我們之所以列舉五類高危群體，也并不是為了去批評某個部門、某個群體。是希望通過這種方式給他們點小警告，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問題在哪里，從而自檢自查自開藥方。(鄔佩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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