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全國人代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浙江高院院長齊奇提出了關于防范死刑錯案的建議案。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省高級人民法院院長齊奇，向十二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交建議案，建議兩高、公安部聯合制定死刑案件審判期間證據補查程序的規定，解決刑事訴訟的運作機制問題，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收集、示證、質證、認證和審查制度，并規定相應的違法追究責任，防范死刑錯案。
齊奇表示，在審理死刑案件期間，證據材料存在問題的現象時有發現。個別偵查機關為了定案，不全部移送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材料。有的偵查人員或審查起訴人員認為偵查工作已經結束，對補充偵查不重視或久拖不查。這些導致法院在“定罪判刑”和“無罪放人”上面臨兩難，直接影響死刑案件的審判質量。
齊奇還表示，刑事上的冤錯案件，基本都與刑訊逼供有關。
據媒體報道，1995年，浙江蕭山發生兩起搶劫并殺害兩名出租司機案件，在缺乏作案工具、指紋證據，主要依賴口供的情況下，4人被判死緩，一人被判無期徒刑。去年12月，兇手被證明可能另有其人。目前，浙江高院已經立案復查。
對話
“追求百分之百破案率不切實際”
新京報：你在建議里列舉了死刑案件證據可能存在的問題，有11種情況。
齊奇：這些情況都會導致誤判，所以需要偵查機關加強這方面的工作。
新京報：有時候為了取證，會有刑訊逼供，你怎么看？
齊奇：客觀上講，警察和犯罪是對立的。在對立當中，嫌疑人盡管會抵賴否認，但他的人權仍要得到保障。可警察有時候也會情緒激動，會動粗，甚至刑訊逼供。盡管動粗后的確也獲取口供破了一些案子，但同時也可能帶來巨大的副作用，可能會屈打成招，鑄成冤錯。所以各國的法律對刑訊逼供都是持負面評價的，都是要制止的。
新京報：為什么到現在杜絕不了？
齊奇：過去有片面的講法，所謂口供是證據之王，口供出來了，再根據口供找到一些證據來證實犯罪，似乎成本比較低。另外，警察常常面臨盡快破案的壓力，時間比較緊，到處去找痕跡、找遺留物很不容易。現在要求警察不要過于依賴口供，重在利用偵查及科技手段收集客觀證據。口供也很重要，但必須是符合真相的。
新京報：公安破案的壓力來源于哪里？
齊奇：比如說當地連續發生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大案，公安的壓力就會很大。破案的壓力很大，有時候取證就可能發生誤導，偏聽偏信。
過去有過一個口號，就是“命案必破”，這實際是一種理想化的目標，盲目追求百分之百的破案率是不切實際的。從法院角度來講，對“命案必破”是持不贊成態度的，它不符合實事求是，能保持一個比較高的破案率就很不錯了。
新京報：如果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有問題，法院發現的難度大嗎？
齊奇：除了要移送能指控被告人犯罪的證據，也要移送證明他可能罪輕或無罪的證據。不移送不利于定罪的證據，就成了主觀取舍客觀證據。如果他們不移交，我們的發現難度就比較大了，因為沒有移交的部分我們無法掌握。根本沒有看到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這就可能會導致誤判。
“法院判無罪，公安檢察有壓力”
新京報：出現錯案怎么追究責任？
齊奇：如果是我們的法官辦錯了，先要看他有沒有故意隱瞞證據，有沒有重大疏忽。如果有故意隱瞞和重大疏忽，是有很大責任的。如沒有這種故意或重大過失，那主要是剖析教訓，舉一反三，努力提高業務水平。
新京報：律師不是可以提供對被告人有利的證據嗎？
齊奇：如發現有利于被告人的證據，律師會提供的，包括他認為被告人被刑訊逼供了。但律師沒有刑事偵查的手段，一般只能在現有證據材料的基礎上提供幫助。
新京報：是不是每個刑案都能請得起律師？
齊奇：大部分請不起。近年來，浙江法院率先擴大了法律援助范圍，只要是可能判處3年以上有期徒刑而沒錢請律師的被告人，全部提供法律援助，僅去年就增加了一萬多人的刑事辯護。
過去，沒有錢的被告人法律援助比例很低，因為要提供各種材料，證明經濟困難，很繁瑣。后來我們跟司法廳商量，凡是家里還有點經濟條件的，一定都會盡可能花錢請律師。如果不請，一般就是家里窮。后來，司法廳也很支持刑案的辯護援助。
新京報：律師參與多了，不是讓法官麻煩了嗎？
齊奇：是的，法官比較麻煩了。辯護人來了，開庭時間要長一些。但沒有辯護人，刑事法庭上的控辯就是失衡的。有人說，刑事案件95%以上都是走走形式的，證據都基本在案，清清楚楚了，有沒有辯護無所謂。
我和法官講，就算100個案子有99個在走程序走形式，只要逮住一個在證據上確實有問題的，甚至有可能冤錯的，就很了不起，就是保護了人權。
新京報：判無罪會有什么影響？
齊奇：在一些英美法系的發達國家，判無罪司空見慣。一直以來，從我們刑事訴訟的慣性看，如果法院判了無罪，社會上對檢察院和公安可能會形成很大的壓力，似乎就不得了了。其實，法院判檢察院敗訴，并不等于就是放縱了犯罪分子。
這一次法庭上的證據沒有完全套住你，以后再盯著，收集到足夠的證據，最終還是會將其繩之以法，有這樣的社會心態就好了。現在你只能對、不能錯，卡著大家沒有回旋余地了。
“蕭山案復查結論不會遙遙無期”
新京報：蕭山案中，沒有直接判死刑，而是判了死緩，為什么不能“疑罪從無”？
齊奇：從職業角度來看，當時殺害兩個出租司機哪有不判死刑的，3個死刑全部改判死緩也是很不容易的，也是在當時的條件下留有余地，如果這些人當時執行死刑了，現在可能更是無可挽回了。平心而論，當時的證據材料可能尚未達到“疑罪從無”的程度。
新京報：他們的復查結論還要等多長時間？
齊奇：我想這個案子不會遙遙無期，等待漫長的時間，不會的。媒體希望能夠快一點，這個我理解。但是我也想跟媒體講，認定犯罪要嚴謹，不能像運動式的打老虎，糾錯也要嚴謹，也不要搞運動式的一哄而上。要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是非常認真的。
新京報：你覺得造成冤錯案件有沒有什么規律？
齊奇：刑事上的冤錯案件，基本都與刑訊逼供有關。大多數可能是破案心切，先入為主，主觀判斷，偏聽偏信，靠刑訊取得口供，屈打成招。最近，美國有一個檢察官出了一本書，叫《冤案何以產生》，我們已經發給高院和中院的刑事法官看了。
新京報：你希望他們從這本書里學到什么？
齊奇：這本書的作者把自己的檢察官經歷寫成書來教育法律工作者，怎么樣防止冤錯，這里有很多規律。他總結了17個常犯的錯誤。比如說，不要以為只有有罪的人才會認罪，不要以為發生冤案是由于合理的人為過失，不要以為錯誤的有罪判決都會在上訴程序中得到糾正。
建議兩高、公安部聯合制定死刑案件審判期間證據補查程序的規定，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證據收集、示證、質證、認證和審查制度，并規定相應的違法追究責任，防范死刑錯案。
——浙江高院院長齊奇
今年我又提出了關于加快放開企業間借貸的建議。去年央行給我一個答復，他們都承認了這個問題，但是還沒有改過來，我這一次再來催促一下。
——浙江高院院長齊奇
本版采寫、攝影/新京報記者 宋識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