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在線消息(記者 顧文俊):G20杭州峰會主題為“構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的世界經濟”。作為主辦方的中國為什么提出“創新、活力、聯動、包容”這四個關鍵詞?當前世界經濟面臨何種難題?杭州峰會能否對癥下藥?就此,國內相關研究領域的專家紛紛予以樂觀的預期。

　　環顧G20國家經濟現狀:美國后續增長動力不濟;歐盟國家內需乏力、失業率相對較高、債務高企;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同比增長僅為0.1%,顯示出以財政擴張、貨幣寬松為基調的安倍經濟學的失效;新興經濟體的經濟狀況也褪去了危機初始時支撐全球增長半壁江山的榮光,俄羅斯、巴西、沙特等紛紛因為大宗商品價格大跌而收入銳減,經濟停滯。復旦大學經濟學院丁純教授認為,全球經濟進入到復蘇乏力的新常態,而這其中既有結構性的原因,也有周期性的原因。“既有機構性的問題,也有臨時性的、周期性的一些因素。結構性就是說,前一輪以金融領域為主體的經濟全球化經過一二十年的非常漂亮的全球性增長以后,處在一個結構性的調整當中。這種類型的全球化它負面的一面在不斷地展現,靠原來那種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包括金融領域的量化寬松政策這種常規性的需求調控的措施,沒有辦法讓整個全球經濟從停滯當中走出來,這是結構性的問題。周期性的問題也有,以歐洲為例,比如說難民問題,比如說恐怖襲擊,使得民眾或者相關經濟體的需求明顯受到一定程度上的打擊。”

　　為此,G20杭州峰會提出了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這四個關鍵詞被簡稱為4個I。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看來,這4個I就是中國為世界經濟復蘇開出的藥方,因為它恰恰對應了當前全球經濟陷入停滯的四個困境。“創新應對的是目前全球經濟出現的技術發展瓶頸,因為技術創新是推動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過去300百年的歷史說明,每一次技術革命都會推動經濟的進步。由珍妮紡織機的出現,人類進入了機械化;因為發明了電進入了電氣化;幾十年前發明了互聯網,然后進入了信息化。智能化的技術目前來看陷入了一個瓶頸,這樣一個瓶頸期使全球經濟進入低增長、低消費、低投資的低迷狀況。中國為此開出藥方,我們要創新。不能重復過去那種僅僅靠投資、量化、周期性的財政貨幣政策去推動增長,而是要建立在技術創新、創新驅動的增長方式上。第二個是活力,活力應對的是目前全球貿易、投資出現的保護主義。第三是聯動,因為現在全球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發達城市和發達城市之間并沒有實現互聯互通,導致全球經濟碎片化,并沒有出現整體性的發達區域。第四劑藥方是包容,應對的是目前全球出現的分裂、分化的現象,未來我們經濟的目標是要讓更多人享受到發展的成果。”

　　既然存在分裂和分化,就需要彌合與協調。隨著G20逐漸從危機應對機制轉向長效治理機制,杭州峰會的重點議題中也突出了協調的功能,這其中首先要協調的就是各主要經濟體之間的宏觀經濟政策。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陳鳳英研究員說,宏觀經濟政策上的分歧反映的是各經濟體面臨的問題的不同。“我認為經濟政策分歧是一種常態,這種常態是后危機時期一種特殊的情況。我們知道金融危機發展到今天已有八年,但是世界經濟增長低迷過程當中出現了增長分化,比如說歐洲面臨的問題不一定是亞洲面臨的,而亞洲的日本面臨的不一定是中國或者新興市場面臨的,也就是說它在增長分化過程中出現了必須要應對自己當前面臨的問題。由于當前面臨的問題又出現了政策的分化。政策分化中的一個現實問題是,貨幣政策在分化,財政政策也在分化,包括債務和其它的社會政策都在分化。”

　　面對這樣一種分化,如何才能讓全球經濟重新獲得增長動力?丁純先生認為,通過G20峰會這一全球治理平臺來對這些問題進行協商、探討、協同,正得其所。“我覺得G20它能起到一定程度上對整個全球經濟做出準確判斷,然后大家凝聚共識。中國作為東道主,已經準備了非常豐富的議題,而這些議題本身非常切合當前世界經濟的狀況。從危機以來,大家都在偏重于運用寬松的貨幣政策,運用QE,而這個明顯已經走到了效用越來越低的情況,造成各經濟體之間抵賴,一定程度上造成貨幣競相貶值的傾向。而實際證明,僅僅利用需求政策、貨幣政策,已經不能讓全球經濟走出它的衰退、低速增長和停滯,所以我們強調創新、活力的培育。”

　　從2008年到2015年的十屆G20峰會,所做的工作從應對金融危機到提出“強勁、可持續和平衡增長框架”,再到提出“綜合增長戰略”,直到2016年升級為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這不僅是全球經濟發展與全球治理的大勢所趨,同時也體現出中國經濟發展的先進理念。陳鳳英指出,G20的政策框架與中國“十三五”具有高度一致性。“如果研究一下杭州峰會的主題,事實上是我們“十三·五”五個理念的接近。比方說,創新是我們十三五的第一項內容,活力實際上講的是改革,聯動對應的是開放,另一個你能看到的包容,是我們說的共享。發展理念在杭州峰會主題中已經凸顯為中國元素,這是第一。第二,我們能看到中國的方案。怎么看世界經濟?這是習主席在去年安塔利亞峰會上提出的問題,危機應對必須要轉向長效機制,這是我們明確提出的。而今年我們拿出的方案,我們認為是比較前衛的。比如說,貨幣和財政政策,我們依然認為重要,但是我們將結構性和創新增長作為兩個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