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高樓林立的深圳蛇口工業區

　　1979年，開發前的深圳蛇口老街

　　編者按：短短幾天里，中國決定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不僅轟動了國內，而且在國際輿論場引發強烈關注。外媒紛紛稱之為“中國的大手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新增長點”，并對于雄安的定位做出各種類比：有的說它是一座有待開發的嶄新的紐約城;有的說它將集高科技產業于一身，是中國的新硅谷。不過，提到最多的并非這些“洋地名”。外媒都注意到，雄安正在被與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相提并論，德國財經網因此稱其是“中國新區3.0”，而比對著雄安，深圳與浦東的崛起之路反復被說起。雄安能否超越“前輩們”的成功道路？它們三者的發展條件不同，開發啟動的時代背景不同，不過，它們都代表著中國發展的雄心和信心。

　　深圳用實力攬獲世界崇拜者

　　“上世紀80年代，中國設立深圳經濟特區，1990年，又在上海浦東設立類似經濟特區。如今，新華社報道稱，設立雄安新區將是繼深圳經濟特區和上海浦東新區之后又一具有全國意義的新區……深圳已從漁村發展成興旺發達的城市，而浦東也從一片濕地變成中國的金融中心。”和許多其他境外媒體一樣，香港《南華早報》在雄安新區的報道中提到了深圳和浦東，提到了它們的巨大變化。其中，深圳被外媒視為“中國經濟奇跡誕生的地方”，30多年間，它從當初“僅有3萬漁民的小鎮，搖身變為人口上千萬的制造業中心、高科技中心”。

　　英國《衛報》講述了香港管弦樂團退休大提琴手里奧·洪眼中1974年的深圳：當時，“老街是深圳唯一的街道，散布著幾家簡陋的飯館和屈指可數的小店”。1979年，中國實行對外開放政策，1980年，鄧小平設立深圳經濟特區。在里奧·洪眼中，上世紀80年代起，深圳開始以不可想象的速度發生變化，“突然之間到處都是起重機，整個地方就是一個大工地，辦公樓和工廠如雨后春筍般在深圳西部的工業區涌現”。

　　“深圳已變成城市巨人。”香港《東方日報》在2005年深圳特區建立25周年之際曾感慨，深圳的發展速度讓人贊嘆不已，“1980年以來，深圳經濟實現了年均28%的增長幅度，目前，深圳在GDP、稅收、城鎮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及外貿出口總額等多個方面均穩居內地大中城市第一”。有數據顯示，1980年，香港的GDP是深圳的160倍;2016年，深圳的GDP達1.94萬億元，香港為2.2萬億元，差距已經很小。

　　“深圳崛起的大背景是中國開啟改革開放進程以及香港即將回歸，可以說是分隔共和國前三十年與后三十年的里程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牛雄4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而深圳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那個時代民眾的開創精神與勇氣，“要知道城市最終的發展動力還是人”。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客座研究員里維寧5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講述了他1987年在深圳時的感受，30年前，他被當時的電子工業部調往深圳做電真空元器件項目。“我每天從宿舍走路上班，要經過十幾個豬圈。為什么會有豬圈呢？因為那時候內地豬肉供應香港都會到深圳這邊集結，這是能賺大錢的。當時的感覺是，整個深圳都在動，人們很有熱情，正能量非常足。”

　　“除了民眾的干勁，政府在深圳的崛起中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當時領導層的先見之明和闖出一片試驗田的勇氣是一切的先決條件。”牛雄說。

　　回想當年，深圳經濟特區曾面臨許多障礙。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5日對《環球時報》介紹說，特區設立之初，國內有些爭論十分尖銳，比如引進西方的東西是否正確，是否在走一條資本主義道路。后來的四五年間，深圳又遭遇如何存活下來的問題，“如何引進外資，如何發展工業化，這些發展的策略和方式面臨很多挑戰”。1985年到1992年，整個開放遇到一些經濟和社會問題，當時不少主張認為，特區的“特”是對市場的否定。里維寧回憶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他去深圳特區之前就有朋友勸他，“那地方別去，現在都在討論‘姓資姓社’，特區沒準要取消呢”。里維寧表示，這樣的爭論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后平息下來，這是深圳特區發展過程中的轉折點。政府的支持對于深圳發展的重要性可見一斑。

　　經過30多年發展，深圳不僅是崛起之初的“世界工廠”，而且成為高科技中心。日本《每日新聞》稱，深圳曾作為制造業基地吸引來自國內外的大量投資。然而隨著經濟發展，人工成本上升，深圳作為勞動密集型“世界工廠”的地位開始下降。不過深圳并沒有消沉下去，以高端技術研發為主的新興企業隨后崛起，比如占據全球民用無人機市場7成份額的大疆公司，比如2016年手機出貨量僅次于三星和蘋果的華為。

　　對于這樣的深圳，英國《經濟學人》雜志給出很高的評價：如今似乎所有人都已成為“經濟特區”的崇拜者，全世界約有4300個經濟特區。在這其中，世界上任何一個特區的成就都比不過深圳，這里被稱作“深圳奇跡”。

　　浦東戳破“上海泡沫”論調

　　“中國大都市的誕生：在同一地點拍攝的兩張照片彰顯上海26年內的巨大變遷”，英國《每日郵報》2013年的一篇報道稱，一張1987年從黃浦江對岸拍攝的浦東照片顯示，當時的浦東只有成片郁郁蔥蔥的農田和低矮的廠房。1990年，中國政府宣布成立浦東新區，如今，這片熙熙攘攘的商業中心已經成為中國超高建筑密集的金融之都，擁有世界級銀行和證券公司。

　　“中共上海市委提出浦東開放開發的建議始于1986年，當時浦東開發咨詢小組一共6人，我是其中最年輕的成員。”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原浦東新區副區長周漢民5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他那時負責的工作主要是兩方面，開放度的確立和相關法則的研究。“當時浦東的情況用上海流行的一句話就能總結：寧要浦西的一張床，不要浦東的一棟房。浦東12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兩個縣和三個區的局部，主要以農業經濟為主，而且農業經濟遠遠沒有現代化。”

　　浦東新區在成立之初也遭到一些質疑。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牛雄說，爭論主要集中在經濟成本上，“當時有專家認為，跨過黃浦江建新區的投入門檻太大，在一塊白地上修橋建樓的經濟成本太高，最開始大家不太看好”。

　　周漢民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當初浦東的開發開放是前所未有的，與此同時，面臨的挑戰、問題和質疑也是前所未有的。“1990年7月，時任上海市長朱镕基率中國市長代表團訪美，那是一次非常艱辛非常重要的訪問，我是隨行專家組5人之一。在紐約，代表團就被問到：針對浦東的開發開放提出的優惠政策，以什么為保障。朱镕基非常堅定地回答：以法治為保障。”周漢民說，同年9月，有關浦東的9部法規就公布了出來。他表示，立法是當時設立浦東新區的四大挑戰之一，另外三個是規劃、資金和人才。

　　浦東在成立之初不被看好，在發展期間也被外界質疑過，但如今的它讓這些質疑的聲音發生了改變。美國《華爾街日報》說，芝加哥經濟學派代表人物之一、諾貝爾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2001年曾表示，浦東“并非市場經濟的化身，而是一座中央集權的紀念碑”，他稱浦東是“形象工程”。弗里德曼已于2006年去世，但他的傳記作者蘭尼·艾本斯坦2011年表示：“我認為弗里德曼當時錯了，他如果還在世，可能會重新考慮其立場。總的來說，上海和中國都是市場力量的證明。”

　　類似例子還有。1998年，時任美國《時代》周刊資深外交編輯的約舒華·庫珀·雷默在題為“上海泡沫”的文章中，將浦東形容為是“經濟上出現問題的結果”。到了2011年，在咨詢公司基辛格顧問公司任董事會副主席的雷默認為，“浦東是‘中國例外論’的集大成者，幾乎能在這里的每一個角落看到西方政治人物夢寐以求的經濟工具在發揮作用”。

　　《華爾街日報》評論說，一些批評者曾認為，浦東代表著國家計劃的傲慢自大和一個沒有靈魂的建筑區——只有硬件沒有軟件，但如今，浦東擁有中國大陸房地產市場中最佳的人口組成，該區已經吸引來自世界上許多最大型金融企業的投資，并成為中國許多最富有人士的首選居住地之一。

　　回頭看最初關于浦東經濟成本的爭論，牛雄表示：“現在，上海浦東帶動了整個長江經濟帶甚至全國的全盤開放和經濟發展，站在這個高度來看，這點成本又算得了什么呢？”

　　雄安的探索將提供“中國方案”

　　“深圳是中國改革開放開啟的第一個窗口，而浦東新區意味著這個進程在整個中國全面鋪開，它們的崛起都投射了中國曾經歷的恢弘壯闊的歷史階段。如今，雄安新區的設立或許標志著中國進入了一個新歷史階段。現在中國面臨創新轉型的需求，這需要一個空間的載體，而雄安或許就是這塊試驗田。”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牛雄這樣評述雄安新區的意義。

　　深圳大學中國經濟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持相似觀點，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深圳最初處于國家發展剛起步的階段，工業基礎非常薄弱，市場經濟體制尚未建立起來，“而今天，我們面臨的是協調發展與綠色發展。從發展路徑看，雄安顯然是旨在探索如何深度開發、深化改革，吸引更多現代高端要素集聚”。

　　“之所以將雄安新區與深圳、浦東并列，是想在北方搞一個可以真正起引導作用、能夠把京津冀變成一個金三角的地區。之前，北方的發展并沒有什么傷筋動骨的區域安排。”同濟大學可持續發展與新型城鎮化智庫主任諸大建還認為，中國現在已經不是需要飛快發展的時候了，“雄安不會是個暴發戶，而是慢慢地做，慢工出細活”。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對《環球時報》說，深圳特區更多是開放口岸，可從珠三角的意義來理解;浦東新區更多可從金融現代服務等國際金融中心的意義來理解。這兩個事件都是上一個35年的大事，但始終是沿海地區，而不是中心地區。雄安預示著政治、文化、歷史、科技、人才聚集的中心地區將開始崛起，遠遠超出經濟含義。從意義上來說，它將超過深圳和浦東，因為它擁有歷史、政治等含義，是中國全方位走向現代化、扮演負責任大國、實現中國夢的重大一步。現代化將在中國的中心位置開始崛起，中國將參與國際治理、推動全球化、為全球化提供新動力，提供中國的智慧和方案。“設立雄安新區對中國來說，是下一個35年的一大戰略，其意義可能還不止于‘兩個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