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球時報記者 謝文婷】非洲被稱作“希望的大陸”，盡管有基礎設施落后、發展不平衡的現實，它的變化也很明顯。聯合國非洲經濟委員會上個月發布的報告顯示，非洲正經歷快速的城市化，到2050年城市化水平將達到56%。或者說，非洲將在30年時間里完成發達國家用100到150年完成的城市化進程——放眼世界，只有中國經歷過如此規模和速度的城市化。非洲的發展催生了各種需求，包括城市規劃和設計。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中國城市設計師、建筑師走進非洲，支援當地，也帶去了中國經驗。

　　改造遍布貧民窟的小城

　　“規劃的成敗在于人。在這片充滿希望的土地上，我們看到了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的影子。”來自廣州市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的設計師鄭慶之，踏上莫桑比克第三大城市楠普拉的土地后，被座城市的“原始”震驚了，但震驚很快轉變為興奮，他看到了把一座落后小城改造成現代化都市的前景。

　　楠普拉位于莫桑比克北部，是個80%人口住在貧民窟的小城。由于貧民窟遍布，在當地看不到城市中心，最高的建筑是有塔尖的教堂或六七層高的政府辦公樓。在當地工作的中國設計師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盡管貧窮，他們看到的每個人都樂呵呵的，當設計院成員跟著聯合國人居署工作人員隨機攔訪時，每個當地人都樂于交談。

　　鄭慶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在楠普拉所有的學校，學生們都身著襯衫校服，背著書包愉快地學習，很難想象他們就是那群平時房前屋后滿身灰土的孩子，而雪白的校服象征著他們對教育的尊重與憧憬。

　　鄭慶之參與的是莫桑比克兩座城市楠普拉和納卡拉的規劃。他所在的研究院長期與聯合國合作幫助非洲貧困地區解決城市發展問題，2016年聯合國與該院達成共同完成莫桑比克兩座城市戰略規劃的合作協議。廣州設計院為此派出多名80 后設計師赴莫桑比克。這些設計師多畢業于清華、北大等國內名校。

　　由于莫桑比克城市生態上的脆弱性，以及較為突出的社會、自然矛盾，中國設計師們制定的城市規劃基于四個方面展開：區域定位，發展策略，實施路徑，保障措施。對他們來說，當地經濟基礎的薄弱以及民眾教育不普及是進行規劃設計的主要障礙之一。

　　在楠普拉，城市人口70萬，多生活在貧民窟。城市對新產業功能、城市綜合服務區、居住區建設有巨大空間需求，但與該地原始的地形地貌產生沖突。當地政府難以將原有地形改造為建設用地，更沒有足夠的資金支撐建設。同時，這里大部分區域排水靠自然的坡度，生火靠砍伐木材。為保護生態，設計師們首先要規劃供電、供氣設施，提供能源，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保留完好的自然地貌，將中國“海綿城市”“生態安全格局”的經驗運用其中。

　　團隊為此規劃了大量“綠色”基礎設施，解決基本的雨水收集、暴雨雨水疏導問題，解決日常的缺水問題，避免洪澇災害。此外，設計的路網必須在適應城市自然地貌的基礎上，盡可能實現城市用地方方正正，以便集約化發展、利用好土地。為此，僅規劃道路，團隊就進行了二十多次反復修改。

　　楠普拉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早已超過城市建設速度，導致城市的發展受到抑制。團隊最終選擇在南面開辟一條新城市干線，在原有的貧民窟旁，在一塊河谷高地上，建設集生活、工作、文化、休閑于一體的城市功能示范組團。這樣做可以吸引現有居民，從而實現貧民窟的人口疏散，打開城市發展的突破口。

　　鄭慶之告訴《環球時報》記者，貧窮給當地規劃帶來的最大挑戰來自產業。例如要在楠普拉生產一支牙刷，可能首先要從中國進口牙刷的毛，再從意大利進口牙刷的柄，還需要從別的地方弄來機器進行組裝。

　　一名女性建筑師的故事

　　在鄭慶之看來，非洲國家工業產業鏈不完整，“中國經驗”要想落地，如何借用現有資源進行產業化運作，是他們做規劃時思考最多的問題。而對于青年建筑師和城市研究者黃正驪來說，在非洲的經歷給了她其他方面的啟發。

　　“你要學會利用當地的力量，要了解當地的操作習慣，不要僭越”，黃正驪對《環球時報》記者總結說。黃正驪因參與聯合國人居署的工作多次去肯尼亞，后來在當地貧民窟直接參與過項目建設。

　　在進行一個學校項目建設時，黃正驪和該校校長有過對話。“作為一個‘Muzungu’(老外)，還是女性，尤其要注意主動搭訕的成年男子。但最該注意的是警察：他們背后有政府，手里有槍;其次要注意村干部們：他們人脈廣，煽動性強，腦瓜靈活”，校長勸誡道。

　　黃正驪說，這個項目，校長承擔了和當地人的大部分溝通協調工作。然而，一次學校要拉電線，她沒聽校長的勸告自己去和工人談，結果多花了很多錢。“到現在為止，這還是我最后悔的事情之一”，黃正驪說，“不管你是中國人還是西方人，即便你的項目是慈善性質的，仍難免遭遇當地人猜忌。”

　　黃正驪還提到發生沖突的風險：這所學校所在地區居住著50萬人，基本都是鐵皮房子，道路狹窄，一臺吊車進入都會像外星人一樣引起所有人注意。不懷好意的人可能會借此做些文章，將這樣的大型機械視作一筆巨額捐贈，或者看作外來者的入侵。所以，稍有不慎，工地上的人就會成為幾十萬人的公敵。

　　黃正驪在非洲也聽到過對中國搞“新殖民主義”的指責。她說，和西方宣稱的中國式造城在“殖民”非洲不同，數據顯示中國更多是承包者和承建者，而非出資者。正因為此，中國承包商不僅面對成本難題，還被置于沖突最前沿。

　　黃正驪建造的學校在當地被親切地稱作“北京小學”。為了節省成本，所有材料都是從中國進口。雖然最開始希望可以有技術輸出，但受限于當地客觀條件，技術復制并沒有成功。

　　“貧窮”，中西規劃師有不同理解

　　在廣州設計師團隊的規劃中，融入了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由于莫桑比克的納卡拉與楠普拉正好可以對應“深圳與廣州”，團隊創造性地借鑒中國經濟特區建設經驗，提出按梯度、分層次劃定“納卡拉走廊經濟特區”。

　　“對比非洲之前的城市規劃，這個規劃更有目標性與可實施性。西方規劃師更強調原則，注重公平，本次規劃結合了西方經驗的優勢，重視本地文化與自然現狀，并融入中國特有的規劃模式，可以說是一次‘當地特征+國際標準+中國模式’的全新經驗輸出范式”，廣州城市規劃勘測設計研究院規劃設計二所所長李開猛對《環球時報》記者說。

　　李開猛對比了中西設計理念，認為中方與西方規劃師對“貧窮”的理解存在差異。“較多的西方規劃師認為貧窮是阻礙非洲城市發展的最大現實，但中國規劃師認為貧窮是階段性問題而非結果。中國的快速城鎮化發展經驗(對非洲)具有很強的借鑒意義，中國的規劃理念更講究可落地和可實施性。”

　　在設計過程中，專家們制定了較為明確的經濟發展目標，路網、功能組團、生態基礎設施等都圍繞該目標展開。李開猛說：“我們相信，有新產業和投資進入，貧窮就會逐步改善。我們認為，中國經驗要在非洲發芽，最重要的一點是要創造出他們對更好生活的憧憬。”

　　非洲的城市化進展非常迅速，如果沒有合理規劃，這些城市將變得越來越混亂。而在不少非洲國家，城市規劃方面的立法甚至停留在殖民地時代，根本無法解決現實的城市問題。實際上，無論是聯合國官員還是非洲國家的政府人員，都曾表示在快速和大規模城市化方面，中國比世界上大多數國家有著更新、更充足的經驗。但“中國方案”在非洲并不能直接復制。

　　大多數非洲國家定期舉行多黨選舉，這給長期規劃帶來挑戰，而中國進行的規劃往往是長期的。黃正驪說，非洲是一個有幾十個國家組成的大陸，每個國家的國情不一樣;在一些土地私有化的國家，政府對土地掌控能力較弱，直接借鑒中國經驗有難度。

　　黃正驪表示，中國從全球化中受益良多，中國城市規劃者也在與外部世界的交流中學到很多，越來越多的中國設計師投身于非洲意義重大。但在非洲，一些中國經驗可能并不適用，提前了解當地的文化、法規和政策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