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毒之“煩惱”

　　今天是第30個世界艾滋病日，也是我的“生日”。雖然人類又將聚光燈集中投向我，但我卻不那么開心。

　　忘了介紹，我是一個小小的艾滋病毒，職業是一名“殺手”。英文名是AIDS，身份證名字是“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征”，小名叫艾滋病。在過去的40年里，我憑借獨門“絕技”，“殺死”了3500萬人，目前正潛伏在全球3600多萬人的身體中。盡管如此，我現在卻有些“煩惱”。

　　煩惱一：人類破解輸血攻擊招數

　　自出生以來，我的威名就在四海八荒流傳。起初，我只是在國外游蕩，直到1985年，中國發現一名因感染艾滋病毒而死的境內外籍人士，從此我便正式踏上了中國國土。而讓我聲名大噪的卻是20年前的一場疫情。

　　那年，我來到了某個村莊，潛伏在人類身邊，尋找偷襲他們的突破點。當時，一些村民靠賣血賺錢，于是，我瞄準這個時機，潛伏在非一次性輸血器具上，伺機從血管進入人體，輕而易舉“拿下”他們。

　　美好的時光只恨太短！時代在進步，人類對付我們的招數年年都在升級，我們這些病毒的日子也是一天不如一天。在今年召開的艾滋病防治國際研討會上，有人居然說“艾滋病經輸血途徑傳播已基本阻斷，接近零報告水平”。這意味著傳統的襲擊模式已行不通。迫不得已，我和小伙伴們只能另辟蹊徑。

　　為了生存下去，我們只能借助人類疏于防范的忽視心理，把主攻的目標瞄準不安全性行為，利用人類的弱點攻擊他們。可隨著他們的防范意識的覺醒和提高，將人類帶入病痛的觸角也在一根一根被斬斷，我的內心也在由無奈逐漸走向絕望。

　　煩惱二：艾滋病患者法律維權獲勝

　　幾年前，我曾表態“忽視我，歧視我，就是縱容我”。的確，人類也意識到這一問題，那些被無處不在的歧視驅趕到社會邊緣的感染者們，在別人的幫助下，拿起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

　　在2016年之前，中國至少有5起艾滋病就業歧視案件進入法律程序，勝訴數卻是可憐的“0”。但最近我發現，一些艾滋病感染者權益得到維護，甚至獲得賠償。比如，在廣東省一起艾滋病就業歧視案中，當地法院判決：用人單位調離患有艾滋病職工的行為違法。又比如，在貴州李成艾滋病就業歧視案中，用人單位不得不被賠償支付他9800元經濟補償。

　　這著實讓我吃了一驚。如果越來越多的感染者和救助者，用法律武器逆轉人類社會上的歧視浪潮，那又如何讓被感染者陷入絕望呢？我們以往那種利用恐懼和偏見來肆虐橫行的日子，要以什么手段繼續維持？

　　而且隨著人們對艾滋病傳播的途徑和預防方式愈加了解，隨著政府、社會和公眾對艾滋病患者的關愛越來越多，我們生存的土壤也在被逐漸鏟除。我們病毒家族的生存和繁衍將會成為一個大問題，未來還會有我們的立足之地嗎？我表示很擔憂！

　　煩惱三：艾滋病被列入“慢性病”清單

　　我們的祖先留下了“不治之癥”的惡名和“沾者即死”的恐怖傳說，但現在，面對人類醫學和科技的發展，我們也有束手無策的時候。

　　不得不承認，隨著人類醫學水平越來越進步，各種治療方式不斷推陳出新，我們對于人類健康的殺傷力被大幅弱化。目前，雖然沒有針對我們的治愈方法，但通過有效的抗逆轉錄病毒藥物，人類成功將我們“控制”得寸步難行。

　　對我們病毒來說，人類公布的這三組數據就是最殘忍的證明：在2000年和2016年間，抗逆轉錄病毒藥物治療使大約1310萬艾滋病患者的生命得到挽救；從2010年至2016年，全球新增艾滋病感染率下降了16%；目前，全球53%的艾滋病毒攜帶者已獲得治療機會，與艾滋病相關的死亡病例自2005年以來減少了近一半，從190萬減少至去年的100萬。

　　據人類一名醫生說，中國艾滋病人最長存活時間已達20年以上。加之抗艾新藥的研發，這一記錄還在不斷被刷新著。

　　說句心里話，剛才說的這些還在意料之中，內心還能接受。最讓我無法忍受的還是，一些國家和組織竟將我們頭頂“不治之癥”的皇冠，換成了一頂慢性病的破帽子！他們認為，經規范系統治療后，艾滋病正在逐漸成為像高血壓、糖尿病一樣的慢性病。艾滋病患者也能帶著我，過著和普通人一樣的生活，預計壽命接近健康人群。

　　按照人類的這種預測，人類將不會再“談艾色變”。對于我們族群來說，這簡直是莫大的恥辱。一想到未來，我們將會與許多曾經被我們藐視的慢性病“齊名”，我就感覺前途一片黑暗。即使，我們仍然有“恐艾”這一黑色手段，有性傳播這一感染途徑，可面對人類日新月異的醫療發展和科技進步，靠吃老本的我們又能堅持多久呢？(文/于子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