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意侵占公共空間、私搭亂建的現象屢見不鮮,已經成為城市治理的“老大難”問題 

　　私搭亂建為何如此任性(法治頭條·聚焦城市精細化管理②) 

　　把公共綠地占為私家菜園,把公共道路占為私家車位,把公共樓頂占為私家陽光房……近年來,在一些小區,業主隨意侵占公共空間、私搭亂建的現象屢見不鮮,見怪不怪。違章建筑已經成為城市治理的“老大難”問題。

　　“最牛違建小區”棟棟都有違建 

　　“我們小區幾乎每棟樓都有違章建筑,不僅影響美觀,還留下很多安全隱患,真算得上是‘最牛違建小區’。”不久前,剛入住北方某大城市一小區的王女士打來電話反映情況。

　　隨后,記者來到該小區實地調查,發現小區里幾乎每棟樓的底層和頂層都有“擴建”。底層修建并延伸出一個全新的房間,有的新開了門洞,被改裝成了小商店;頂層則圍繞墻面和屋頂,加蓋了鋼結構外架或混凝土結構的房間。

　　如此多的“擴建”是什么時候形成的?這些“擴建”是否屬于違章建筑,是否應該予以拆除呢?

　　社區物業負責人馬女士告訴記者,小區始建于1995年,房屋產權結構復雜,有的屬于機關單位分的房子,有的屬于回遷房。這些房子在建成入住之初,對于頂層和底層的使用權限并沒有界定,于是很多頂層和底層的住戶就開始自行“擴建”,“居民看見其他住戶‘擴建’了,于是紛紛效仿起來,慢慢地,小區就成了現在這副模樣。”

　　不少擴建的房屋被出租、出售出去,成為一筆不小的收益。“雖然房產證上沒有體現擴建的房間,但是這不影響出租啊。賣房時,大家都心知肚明,按照房產證上的面積算,但是有擴建的,價格比沒有擴建的高出不少。”小區居民告訴記者。

　　“擴建”容易,但要對其進行定性和拆除,就成了一個難題。

　　“這些‘擴建’已經是既成事實,大家都這么操作,難免讓‘擴建’的人認為這是理所應當的事。”馬女士說,從社區和物業的角度看,這種情況讓人無可奈何:“社區和物業都不是執法部門,只是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無權進行拆除。”

　　“社區和物業只有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對新進行的‘擴建’行為,通過溝通和協調的方式予以制止。”馬女士說,2016年5月,有居民反映小區4號樓底層某住戶“擴建”侵占了公共綠地,社區和物業及時介入,通過溝通才最終制止了“擴建”行為。

　　“住建部門和城管有權界定和處理‘違建’,但他們也面臨很多難題。”馬女士說,首先是界定難,小區內“擴建”五花八門,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而且還要走拍照取證、建檔立案等相應程序。

　　即便是證據充分被依法界定為“違建”,處理起來也要歷經告知、聽取陳述、申辯、發通知書等一系列流程,很麻煩。“而且如此多的‘擴建’,很可能讓人產生‘法不責眾’的心理,依法拆違的阻力不小。”馬女士說。

　　違章建筑已經成為城市的“膿瘡” 

　　“違章建筑成因復雜,特別是在北上廣這些大城市,有的是人均居住面積小,千方百計往外擴以解決居住問題;有的是擴建后出租或出售以獲得高額租金、房款;還有的是眼看要拆遷了,加緊擴建,以增加拆遷賠償的談判籌碼。總之,違章建設成本低、收益高,利益的驅使讓不少人知法犯法。”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說。

　　執法部門能力不足也是重要原因。一些部門對執法后租住在里面的房客怎么辦有所顧忌,違章建設問題就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最終成為城市的“膿瘡”。

　　清華大學法學院副院長、教授余凌云認為,一些違章建筑的建造年代久遠,存在產權不夠清晰等歷史遺留問題,情況錯綜復雜。同時,新問題又不斷滋生,新老問題交織導致違建問題更加難以處理。

　　“在依法拆違程序上,一般要經過立案調查取證、送達行政處罰告知書和行政處罰決定書,當事人收到行政處罰決定書后60日內向上級部門申請復議,如當事人拒絕自行改正再啟動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等過程,使得拆除一樁違章建筑曠日持久。”而違章建筑成本低、時間短、利潤大,往往陷入“屢拆屢建”的怪圈,甚至出現拆除跟不上建設的情況。

　　而在有的地方,違章建筑問題突出,與政府部門帶頭違法有很大關系。2017年,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公布了掛牌督辦的8起違法建設案件,其中甘肅蘭州“港聯購物中心”項目侵占防洪河道違法建設案就是典型的政府帶頭違法案件。住建部通報稱,蘭州“港聯購物中心”侵占泄洪通道長達1.3公里,總建筑面積達17.3萬平方米,屬無建設用地規劃許可、無建設工程規劃許可、無建筑工程施工許可的“三無”工程,是典型的政府知法犯法的違法案件,性質惡劣、危害嚴重,存在重大安全隱患。

　　“個別政府部門知法犯法的行為,給依法執法帶來了不小的負面影響。”余凌云說。

　　治理需提高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 

　　“違章建筑雖然違法,但大多涉及群眾切身利益,‘拆違’面臨強烈的抵觸情緒。”余凌云說。近年來,一些地方因拆違往往引發群體性事件,使執法部門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

　　“為了避免發生沖突,對違章建筑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不作為無擔當;執法時粗暴野蠻,不講法治,不講方法,是無原則亂作為。”劉俊海說,當前,這兩種極端現象都存在,是導致政府部門公信力不高的原因之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提高社會治理社會化、法治化、智能化、專業化水平。對此,劉俊海認為,這也是違章建筑治理和整個城市治理的原則。

　　“對違章建筑,街坊四鄰意見最大,執法部門應該發動群眾與違法行為作斗爭,激發他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不能只當看客,更不能在執法時圍觀起哄。走群眾路線,營造良好輿論氛圍,把思想工作做到位,全社會協同,可以使依法拆違得到更多理解和支持。”劉俊海說。

　　其實,對違法建筑造成的損失如何賠償,法律是有規定的。比如,房東把違章建筑出租給他人,在被拆除時,承租人可以要求房東承擔違約或欺詐的民事責任。“把這個道理給老百姓講清楚,防止把矛頭指向執法部門。”余凌云說,同時,拆除違章建筑要法治化、人性化,要給房東和房屋的實際使用人留足合理時間,讓他們妥善安排經營、生活,爭取自愿拆除,防止因野蠻拆遷造成的矛盾激化。

　　“在我們小區,不少業主都是機關干部,他們私搭亂建影響很不好,大家看到國家干部都搞違建,對法律法規就更沒有敬畏之心了。政府部門應該帶頭守法,主動拆除違章建筑。”馬女士說。

　　針對違法建設占用公共空間、侵占公共利益等問題,2017年初,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啟動衛星遙感監測違法建設。“運用衛星遙感、大數據、云計算等智能化手段,緊盯違章建筑,在違章建筑冒頭時就及時處置,把問題解決在前端,解決在萌芽,防止矛盾累積和損失擴大。”劉俊海說。

　　城市的水平不斷提高,市民的文明素質也應不斷提高。以后,再以后,公共綠地占為私家菜園這樣的事不應當再發生了吧?(本報記者 徐 雋 倪 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