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顧仲陽

　　“入股村里的雙鑫菌業公司，分紅了5000元。種了2畝丹參，收入4000多元，加上平時到園區務工，去年底我順利脫了貧。”在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區平梁鎮新橋河村，農民汪明國覺得日子越過越有勁了。

　　我國脫貧攻堅取得決定性進展，2017年底貧困人口減少至3000萬左右。國務院扶貧辦主任劉永富說：“脫貧攻堅大局已定。從目前看，總體上完成任務應該問題不大。現在，我們要由打贏向打好轉變。”

　　脫貧攻堅為什么要由打贏轉向打好？究竟怎么轉變？

　　現行扶貧標準科學合理，打好脫貧攻堅戰，關鍵是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

　　脫貧攻堅戰怎樣才算打好？

　　“以前脫貧攻堅戰把比較大的精力用在了能不能完成、怎么完成脫貧任務上，現在不僅要完成任務，而且要把仗打好。”劉永富說，打好脫貧攻堅戰就是要朝這個方向努力：黨和政府、社會各方幫助，貧困地區、貧困群眾自身努力，貧困地區環境條件改善，貧困群眾思想觀念轉變，勞動技能提升，有穩定的收入渠道，脫貧質量有保證。

　　打好脫貧攻堅戰，是不是意味著要提高扶貧標準？

　　“脫貧攻堅戰由打贏向打好轉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底色才更亮，這也是推動高質量發展在扶貧領域的具體體現。”華中師范大學減貧與發展研究院院長陸漢文說，“打好”不是要提高扶貧標準，它的核心要義是保證現行標準下的脫貧質量。

　　“我國現行的扶貧標準是科學合理的。”國務院扶貧辦黨組成員夏更生認為，現行扶貧標準符合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也高于國際標準，而且除了收入標準，還有“兩不愁三保障”標準。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既不降低標準，也不吊高胃口。對此如何理解？

　　夏更生認為，降低扶貧標準會影響貧困群眾的獲得感，影響脫貧攻堅的質量和全面小康的成色。實際工作中要防止簡單地以收入標準代替“兩不愁三保障”標準，防止簡單地“一兜了之”等做法。

　　盲目提高標準會怎樣？夏更生坦言，這不僅會增加脫貧攻堅的難度，加重財政負擔，而且往往難以兌現，即使一時兌現，也很可能不可持續。他提醒，在吊高胃口方面要防止三種傾向：第一，防止把“義務教育有保障”變成“上什么學都不用花錢”；第二，防止把“基本醫療有保障”變成“看什么病都不花錢”；第三，防止把“住房安全有保障”變成“住大房、住好房”。

　　“有條件的地區可以在扶貧標準上做一些加法，但不應該吊高胃口，也不能搞成一種政策養懶漢的導向，更不能作為黨和政府的承諾事項。”夏更生說。

　　深度貧困、因病致貧等“硬骨頭”不少，扶貧工作還有作風問題，脫貧攻堅戰面臨的困難不能低估

　　黨的十八大以來，脫貧攻堅取得歷史最佳戰績。形勢大好，尤須兢慎。對此，劉永富有著清醒的認識：“脫貧攻堅的成績不能高估，困難不能低估，問題不能回避。”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脫貧攻堅要堅持現行標準，這是基于對當前扶貧形勢的客觀判斷。”陸漢文說，到2020年我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仍面臨不少挑戰，任務依然艱巨。

　　深度貧困致貧原因復雜，堡壘有待全力攻破。全國還有約120個貧困發生率超過18%的深度貧困縣，2.98萬個貧困發生率超過20%的深度貧困村，這些都是脫貧攻堅的難中之難。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布拖縣是典型的深度貧困縣，縣委書記沙文介紹，目前全縣貧困發生率高達33%，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欠賬多，特色產業剛起步，貧困群眾“思想貧困”問題突出。中國人民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汪三貴認為，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要強化支持保障體系，加大政策傾斜和資金整合力度，以解決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突出制約問題為重點，改善貧困地區發展條件，改善貧困群眾生活條件。

　　特殊貧困群體脫貧難度大，需要加力攻堅。我國約3000萬貧困人口中，持證殘疾人和65歲以上的老人超過了1000萬。陸漢文認為，對特殊貧困群體要采取更有力的舉措，更精準地幫扶，對有勞動能力的進行產業扶貧，對沒勞動能力的做好政策兜底。

　　因病致貧是脫貧攻堅的一塊硬骨頭，必須盡快啃下。2016年底，全國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家庭還有553萬戶。中科院區域農業與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劉彥隨說，因病致貧占比高，貧病交加群體脫貧難，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牽住這個“牛鼻子”，大病集中救治一批，慢病簽約服務管理一批，重病兜底保障一批。

　　劉永富說，扶貧工作目前還存在不落實、不到位、不精準的問題，還存在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等作風問題和資金使用不規范、腐敗等違規違紀問題。不久前，中央紀委和河北省紀委在走訪調研、專項檢查和巡視巡察時就發現，張家口市及蔚縣、康保縣扶貧領域違規違紀問題突出，主體責任缺失，脫貧攻堅任務落實不到位。

　　“這些困難和問題，都需要拿出切實給力的措施認真解決。”陸漢文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