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薈】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堅持把發展經濟著力點放在實體經濟上”。實體經濟是我國經濟發展、在國際競爭中贏得主動的根基。當前制約實體經濟發展的痛點在哪里?如何把發展的痛點轉變為改革的著力點?徐冠巨代表、劉尚希委員、楊成長委員聚焦實體經濟,暢談破局之道。 

　　直面挑戰 補齊短板 

　　國家統計局日前發布的《2017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年,我國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總量超過80萬億元,占世界經濟比重的15%左右,穩居世界第二位。

　　在取得成績的同時我們必須看到,伴隨著經濟規模的迅速擴張,我國實體經濟發展也積累了一系列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實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日益顯現,實體經濟“大而不強”的特征仍然明顯,抑制了其高質量發展。

　　“我國科學技術、人力資源、生產資本等要素的水平與發達經濟體相比還有較大差距,許多產業在品牌、技術、品質、標準上還要下大力氣。”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代表指出。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委員認為,當前實體經濟出現的問題是經濟發展中的階段性矛盾,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供需結構脫節。由于創新不足,我國實體經濟供給的產品和服務呈規模擴張、平面增長,沒能提供滿足各層次需求的立體供給結構,供給與市場需求間存在結構性失衡。二是金融與實體經濟脫節。一些經濟過度金融化傾向導致資金進入實體經濟比較困難,資本在金融體系中空轉,甚至還將資金從生產制造中抽離出來,對實體經濟融資產生“擠出效應”,導致融資難、融資貴,滋生了金融風險。三是科技與實體經濟脫節。科技創新對實體經濟的引領帶動作用尚未有效發揮,無法推動實體經濟提供有效供給。

　　在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楊成長委員看來,我國經濟發展依然面臨不小的挑戰。“經濟轉型正處于攻關期;部分地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一些企業經營困難,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還不夠足;民間投資增勢較弱,重要消費品面臨市場飽和的風險。”楊成長委員指出,要化解這些不利因素帶來的風險,必須將發展和改革的著力點更多放在實體經濟上。

　　發展要實 優字當先 

　　近年來,“辛辛苦苦做實業,不如搞資本運作”等言論、資金“脫實向虛”的態勢、部分企業“棄實投虛”的現象不禁讓人們對實體經濟發展產生憂慮,亟待將發展的著力點轉向實體經濟。

　　“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關鍵在于處理好實體經濟與金融、實體經濟與房地產、實體經濟與互聯網三個關系。”楊成長委員分析,近幾年,一度出現了經濟過度金融化、房地產業發展不均衡、互聯網低水平發展泛濫等情況,導致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出現了結構性泡沫。“金融、房地產、互聯網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其發展水平必須與實體經濟相稱,要把更多的資金和資源配置到實體經濟中去。”

　　金融的健康發展有利于資源配置和經濟平衡,過度金融化無疑會對實體經濟形成抑制。“一些經濟過度金融化傾向導致杠桿率居高不下和資產泡沫,給實體經濟帶來沉重負擔,利潤變薄;也會導致產業資本向金融資本轉化,企業實體投資減少,更多資金投到虛擬經濟領域,各種金融產品就會不斷衍生錢生錢的游戲,反過來對實體經濟造成更加嚴重的抑制。”劉尚希委員認為,金融與實體經濟的失衡,雖有實體經濟和金融自身的因素,但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相關改革滯后,沒有到位。

　　目前我國已經是制造業大國,但還不是制造業強國。“發展實體經濟必須把制造業做強做優,增強自主創新能力,加快轉型升級,壯大新動能,以信息化培育新動能,實現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和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徐冠巨代表認為,除了技術水平外,供應鏈服務體系是制造業發展的一大短板。“我國工業和流通企業流動資產年周轉率只有3次左右,而主要發達國家普遍在10次以上。當前亟待發展和完善我國供應鏈服務體系,提高制造業運營效率,運用數字技術發展產業互聯網,優化物流供應鏈體系,減少大量重復無效流動。”徐冠巨代表指出。

　　深化改革 防范風險 

　　5年來,通過扎實推進以“三去一降一補”為主要內容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我國淘汰落后產能力度不斷加大,工業企業資產負債率連續下降,宏觀杠桿率漲幅明顯收窄、總體趨于穩定。

　　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首要任務,也是發展實體經濟必須堅持的邏輯主線。劉尚希委員建議,一方面,要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財政支持實體經濟發展要著眼于建設促進實體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營造有利于實體經濟創新的環境,激發市場活力;破除無效供給,確保對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支持力度;規范發展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解決企業融資難題;強化金融監管,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另一方面,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完善降低實體企業成本的長效機制,增強企業盈利能力,減輕企業負擔。同時,也要形成激勵機制,讓企業發揮其作為市場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創造性,避免形成政策依賴癥。

　　“實現實體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離不開相關指標體系的衡量和指導,為各地區的改革發展指明方向。”楊成長委員認為,服務業、區域性經濟合作、技術創新等領域在經濟新動能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我國相關方面的統計指標體系建設還相對滯后,亟待完善,以使各地在衡量實體經濟發展水平上有據可依。他同時建議,要加快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改革步伐。“過去一提產權改革,就會想到是解決國企產權不清的問題。實際上民營企業同樣需要產權改革。很多民營家族企業在達到一定規模后發展陷入停滯,一個重要原因在于其產權過于集中,使其不愿承擔風險進行投資和研發,導致企業技術水平很難提升。需要通過相關改革使企業產權社會化,激發企業發展動力。”楊成長委員指出。

　　“智能制造”需要“智能服務”。徐冠巨代表建議出臺專項規劃和系統性政策,支持建設開放共享的供應鏈服務平臺,培育一批供應鏈龍頭企業,以更便捷、更智能的方式分享信息、交換資源、調度生產,從而為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高效率、系統化的服務和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