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明特報》網(wǎng)站8月6日刊登題為《印度能從中國高等教育崛起中汲取哪些經(jīng)驗》的文章，作者為塔迪特·孔杜。文章稱，在曼朱爾·巴爾加瓦獲得令人夢寐以求的菲爾茨獎四年之后，這個著名獎項頒給了斯坦福大學印度裔數(shù)學家阿克薩伊·文卡特什，此事再次引起了人們對印度缺乏學術人才和世界級研究機構的哀嘆。

　　文章稱，獨立后不久，印度就成立了一大批示范級研究機構。印度首位總理尼赫魯?shù)挠媱澓托坌脑诮ㄔO這些世界級機構問題上起了關鍵作用。那時成立的科研機構與當今領導人建設起來的大壩和發(fā)電廠一樣，都是尼赫魯展望的那種“現(xiàn)代印度的殿堂”。

　　文章表示，此后，印度的成績就遜色多了，其他發(fā)展中國家在培養(yǎng)學術人才方面遠遠超過了印度，中國在這方面的表現(xiàn)最為卓越。直到21世紀初，印度與中國在頂級大學數(shù)量和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方面還只有些許差距。此后，中國就遠遠領先印度了。

　　文章稱，在英國夸夸雷利-西蒙茲咨詢公司（QS）統(tǒng)計的世界500強教育機構榜單上，中國榜上有名的大學遠遠超過了印度。至于最新排名，中國有20多所大學名列500強，印度只有9所。在研究論文引用數(shù)量及其影響方面，印度與中國的差距也顯而易見。

　　文章指出，印度研究機構之所以進不了優(yōu)秀名單，原因之一就是研究產(chǎn)出水平低下，而這往往是大學排行榜的重要考量因素。

　　文章表示，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利用多個五年規(guī)劃，齊心協(xié)力，改進了高等教育領域，越來越專注于研究，并在授予博士學位方面逐步超越了美國。

　　文章援引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德韋什·卡普爾與哈佛大學的伊麗莎白·佩里在2015年合寫的一篇研究論文指出，雖然中國的高校最初依賴政府資助，但是它們能夠實現(xiàn)經(jīng)費來源多樣化，從其他方面籌措資金，包括學生交學費、校辦企業(yè)和咨詢公司的利潤以及慈善捐款。經(jīng)費來源增加也幫助中國提高了高校錄取率，21世紀初超過了印度。

　　文章稱，中國高等教育制度幫助中國在大多數(shù)量化指標上明顯領先印度，從世界一流機構的數(shù)量到論文引用以及專利申請等方面。

　　文章認為，可以理解的是，印度政府正千方百計追趕中國。上個月，印度政府向6所研究機構授予“著名機構”身份，3所公立，3所私立。然而此舉遭到了批評，不僅因為漏掉了理應列入名單的大學，而且因為印度政府的抱負規(guī)模太小，經(jīng)費支出大大低于大多數(shù)世界級大學通常的研究開支。

　　文章稱，按照全球標準，印度的研發(fā)總開支水平很低，而且過于依賴政府支持，此外提高高校研究成果還取決于印度改進學校教育的能力。

　　文章表示，正如卡普爾和佩里指出的：“為何中國的高等教育大大領先于印度，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它首先加強了中小學教育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