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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研究員　陳培永

　　改革開放是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領導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是決定當代中國命運的關鍵抉擇。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改革開放這場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不僅深刻改變了中國，也深刻影響了世界！”改革開放40年來，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經歷了我國歷史上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推進了我們黨歷史上一次新的偉大自我革命，進行了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譜寫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頑強奮進新的壯麗史詩。

　　改革開放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黨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帶領人民進行的新的偉大革命。這是對中國改革開放、對改革與革命關系的重大判斷，其中深意值得我們深刻領會。改革是改革，革命是革命，改革何以被稱為革命？這一判斷對全面深化改革實踐有什么樣的啟示？這是理解把握新時代改革開放必須首先解決的問題。

　　改革是對革命事業的傳承

　　人類社會歷史的變革有兩種方式，一種是革命，一種是改革。改革與革命是不同的事業，有不同的實踐路徑。革命是自下而上的，是被壓迫、被奴役階級為求得生存與發展而進行的暴力行動，是執政者的執政地位被動地受到沖擊的變革方式，是暴力性的、破壞性的、顛覆性的；改革則是自上而下的，是執政者為維護執政地位主動采取的變革方式，是溫和的、建設性的、循序漸進的。對執政者而言，要杜絕自下而上的革命的出現，就必須自上而下地主動改革。所以有人說，改革總是與革命賽跑，不主動推進改革，就有可能被革命。

　　正如馬克思所言，“革命是歷史的火車頭”。革命在人類社會歷史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是推動人類社會走向文明進步和公平正義的動力，曾給被壓迫民族、受奴役的底層民眾提供了光明道路。中國近代史也證明了這一點。任何人都不能否定中國革命的意義，都不能否認革命改變了20世紀以來中國的歷史航向，并奠定了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繁榮的基礎。我們不能忽視一種錯誤思想傾向，那就是認為現在進入后革命時代了，要徹底地告別革命，把革命放進歷史的博物館塵封起來；更有甚者，借著反思革命的名義質疑革命、污蔑革命，抹黑、矮化革命者的形象。

　　新時代背景下講改革，不能割裂其與革命的關系，更不能給曾經進步的革命潑污水。革命原本是一個充滿進步、希望、積極、先進色彩的詞匯。尊重歷史，就必須尊重革命，尊重那些心懷崇高理想信念的革命者。但強調尊重革命，不代表我們看不到革命的暴力性，無視它可能會帶來消極結果。革命手段的暴力、破壞特質決定了其有潛在的危險。如果控制不好，革命持續不斷地進行，該結束的不結束，反而還要高歌猛進，就會出問題，“文革”就是一個例子。

　　現在講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偉大革命，這個論斷表明它沒有放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事業，它強調了改革是對革命事業的傳承，使革命在新的時代背景下有了新的內涵，把革命的批判性邏輯、解構性邏輯轉為了建設性邏輯、建構性邏輯。

　　這個判斷也表明，革命與改革不是對立的，而是有內在關聯的。革命事業如果不通過改革進行下去，革命的追求就可能被葬送；改革如果沒有繼承革命事業，那改革就是背叛。我們通過革命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改革則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不同之處只是在于，改革不改變基本制度，改變的是具體體制。

　　革命是馬克思主義的關鍵范疇，是中國共產黨的標志性話語。我們黨通過革命成為執政黨，但絕不是要“告別革命”，絕不是說就不再是革命黨了。那種認為“只講執政黨不要提革命黨”“再講革命不合時宜”的觀念，危害在于讓革命失去了正當性，看似針對革命而言，實際上也會使執政變成無源之水、無本之木。

　　視改革為“第二次革命”、新的偉大革命，這個判斷飽含著政治智慧，它保證了中國共產黨前后歷史階段、前后從事事業的連續性，讓忠誠于革命的人不至于失去目標，繼續將智慧和力量投入到改革上。我們黨依然是革命黨，只是現在重點任務發生了變化。同樣是革命范疇，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它應該有側重點的不同，有主攻方向的不同。

　　從政治革命到社會革命

　　“革命”一詞包含“革”和“命”兩層意思，如果說“革”是指對舊制度、舊秩序、舊社會的革除、摒棄，那么“命”就是對新制度、新秩序、新社會的命制、建構。“革”是服務于“命”的，革命的目標是建立新制度、新秩序、新社會，如果只強調“革”而不注重“命”，不追求對新制度、新秩序、新社會的命制，那就只能是“革命尚未完成”。

　　“革”與“命”實際上正對應于革命的兩種形式，那就是“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新的偉大革命，實際上彰顯出革命的“命”的內涵，凸顯出“社會革命”的意蘊。比起政治革命強調的主要是“革除”，作為社會革命的改革更強調的是“命制”。改革是對革命事業的再推進、再努力，它是要在政治革命推翻舊制度、舊秩序、舊社會后，完成對新制度、新秩序、新社會的建設、構造。

　　政治革命是通往社會革命的手段，社會革命才是依歸，是終點。但我們不能割裂政治革命與社會革命，從廣義上看，政治革命也是社會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十分必要的一部分。在中國，社會革命從政治革命開始，沒有政治革命奠定的前提，社會革命也就無法進行。

　　改革既然是一場社會革命，就絕不僅僅是社會某個方面、某個領域的變革，而是全方位的社會變革。如果說一開始的改革開放是重點突破，那么今天進行的全面深化改革實踐，則完全呈現出全方位社會變革的意蘊。

　　這場全方位社會變革的起點是發展生產力。鄧小平指出：“生產力方面的革命也是革命，而且是很重要的革命，從歷史的發展來講是最根本的革命。”尊重歷史發展客觀規律，就應牢記生產力的基礎性地位，立足中國的客觀實際，也應該看到改革開放伊始的現實是生產力落后，必須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

　　但僅僅停留在生產力層面上，改革就不可能與革命處于同等地位。解放生產力只是改革的一個方面，發展生產力只是改革的一個目的。改革不能止步于此。要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就要改掉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就要變革政治上層建筑和社會意識。這是改革最根本的哲學邏輯，它意味著生產力發展不代表改革的所有方面，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社會意識也是改革的題中之義。

　　今天講全面深化改革，所追求的不僅是經濟體制的改革，還包括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甚至生態文明體制的改革，它意味著經濟關系、政治制度、社會生活、文明方式以及人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方面的深刻變化，它是社會各個領域、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社會結構各個要素的變革。這個過程是中國社會發展的質的飛躍，因此說改革就是一場革命，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是新的偉大革命。中國改革歸根結底要使中國社會從傳統走向現代，使中國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如此，改革才算完成，社會革命才算成功。

　　更為艱巨的偉大斗爭

　　全面深化改革，需要深刻領會改革是第二次革命、新的偉大革命這個論斷的深意。它說明，中國改革的目標是明確的，即完成革命的事業、革命的理想，取得社會革命的最終勝利；它也說明，改革本身是全方位的社會變革，是中國各方面體制以及社會成員的思想觀念的全方位轉型；它還說明，改革是問題倒逼而產生，不是想不想的問題，而是必須去干的問題。

　　革命不易，很多人付出艱辛、獻出鮮血和生命最終才取得成功。把改革稱之為革命，給改革者的重大提醒是，進行改革事業絕非易事，一定意義上更為艱巨，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氣和智慧，付出更多的心血和汗水。

　　我們需要認識到推進社會全面變革、完成社會革命的長期性。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一場社會革命要取得最終勝利，往往需要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全面深化改革是長期的變革，是具有徹底性、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的變革。而且，也只有這樣的全方位改革才能稱得上是一場革命。

　　今天的全面深化改革，完全可以說就是一場“具有許多新的歷史特點的偉大斗爭”。“偉大斗爭”就體現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長期性，它絕不是修修補補就能實現的，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對全面深化改革的難度應保持必要的清醒，認識到它是更為艱巨的事業，要知難而上，不能畏難而退；要從長謀劃，不能亦步亦趨；要做好打持久戰的準備，不能急功近利，以為可以一勞永逸，遇到挫折就偃旗息鼓。

　　今天的改革不再是剛剛開始的時候。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推進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革，具有前所未有的緊迫性，改革的目標和思路變得復雜起來。這個時候，改革越往前推進，越往縱深發展，問題和矛盾越多，挑戰和困難越大。

　　如果說生產力問題是激發社會活力、人的潛能創造財富的問題，那么生產關系問題則是要理順人與人的關系、解決公平地分配社會財富的問題。涉及人與人的關系，觸碰生產關系、社會關系，就比以人與自然關系為中心的生產力問題復雜得多。更何況，要理順生產關系，實現社會公平、共同富裕，就必須觸碰政治上層建筑，解決體制弊端。這決定了改革越是進入到攻堅期、深水區，就越要啃硬骨頭。

　　因此，全面深化改革，必須綜合考量、統籌兼顧。解決經濟優化發展問題，只在經濟領域施策、想辦法，是斷然解決不了的；解決生態環境問題，只講環境保護、呼吁生態文明理念，也是斷然解決不了問題的；解決社會建設問題，只在社會領域發展民生、強調公平正義，也斷然解決不了問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社會體制、文化體制、生態文明體制的改革已經牢牢捆綁在一起，必須綜合地、整體地、全面地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