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的意義，是被賦予的。2018年，就因中國改革開放40周年而被賦予了重要意義。

　　于是，年初的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會場內，中國加大改革開放力度的決心引起與會嘉賓的高度重視；于是，9月份的中國天津，夏季達沃斯論壇會場內，中國改革開放依然是熱點話題。在一場名為“中國對外開放四十年”的分論壇上，與會嘉賓們圍繞正在逐浪前行的企業，分享感受、期待未來。

　　差距帶來挑戰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閉幕，中國進入了改革開放的歷史新時期。此后的40年間，中國GDP從不足0.37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超過82萬億元人民幣，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目前經濟體量占世界比重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更深刻地融入世界，世界也更緊密地聯系中國。

　　站在當下的時間節點上，再回憶起“初見”的那一刻，與會嘉賓們談得最多的是挑戰。“中國從計劃經濟走向市場經濟、從封閉狀態走向開放狀態，對中國企業來說，最大挑戰是其中的差距。”中國保利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徐念沙說，“中國國防裝備現代化不可能完全由政府來做，需要與世界貿易規則對接。我們當時的心態就是邊學習、邊工作，學習互惠互利的商業交往原則，盡可能地完成各項任務。”

　　徐念沙說，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企業更多的是在學習，以至于很長時間，他都保持著一個“小學生”的狀態，“走到哪都把筆記本掏出來，到曼哈頓與美國的大公司交流時，我也會拿起筆就記”。

　　當然，在中國企業努力學習國際化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的同時，跨國公司同樣抱著學習的態度走進中國。對他們來說，中國龐大的市場最具吸引力，但中西方文化的差異也最具挑戰。

　　“改革開放之初，中國百業待興，大家都希望有先進產品、先進理念、國際規則進入中國市場，這很容易達成共識。”IBM大中華區董事長陳黎明在分論壇上表示，“IBM1984年在中國建立了分公司，深刻地感受到，跨國企業與中國企業最大的差異不是戰略上的差異，甚至都不是技術上的差異，而是文化上的差異，這個差異是沒有辦法通過談判來解決的，“彼此之間要想解決文化差異，需要不斷地融合和碰撞。”

　　合作可以雙贏

　　“2005年，IBM把全球個人電腦業務賣給了聯想，當時坊間有很多傳言。但我要說，IBM賣得值，聯想買得也值，這筆交易是雙贏。”陳黎明表示，IBM當時正在經歷第三次轉型，硬件不再是主要方向，軟件業務和服務業務成為未來發展的主業，因而個人電腦業務與未來發展方向不太相符。此時，聯想已經發展到一定規模并急于提升技術水平、走向國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雙方可以說是一拍即合，于是把這一塊業務出售給了聯想。”陳黎明說，“聯想接手這一塊業務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發展是非常迅速的，我們也樂見其成。”

　　其實，IBM與聯想的雙贏，反映出的是全球產業內部分工更加明顯的大勢。在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后，中國企業在全球產業鏈中占據著越來越重要的位置，迎來了越來越多的合作伙伴。

　　中國保利集團有限公司就是這樣一家企業。在“中國對外開放四十年”分論壇現場，當徐念沙作為嘉賓坐在臺上暢談觀點時，全美知名房地產開發商萊納國際的總裁克里斯·馬林就坐在臺下，他正是保利集團的合作伙伴，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親歷者、受益者。“作為一家美國公司，萊納已經與中國37座城市的企業展開合作，總體來說成果斐然。我們強調與中國伙伴之間發展長期友好關系，也期待中國進一步開放，希望從中國合作伙伴不斷增強的創新能力中受益。”克里斯·馬林表示。

　　堅持創造未來

　　當下世界形勢錯綜復雜，特別是今年以來，各國經濟復蘇步伐不一，外部環境不確定性明顯增加。面對這樣的形勢，中國領導人在多個場合表示“開放的大門不會關閉，只會越開越大”，顯示出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的堅定決心，也讓“中國對外開放四十年”分論壇現場嘉賓堅定了“共創”的決心。

　　陳黎明表示，伴隨著中國改革開放40年的進程，很多外國公司已經開始轉換決策，從“Made for China”到“Made in China”再到“Made with China”。“也就是說，從最初的產品貿易階段走進了與中國‘共創’的階段，他們從把技術帶到中國來，到如今把創新帶到中國、與中國同創共發展。”他說，“這期間，中國企業進步也非常迅速，出現了一大批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絕對競爭力的企業，這為外國公司角色轉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未來，中國的改革開放仍然是必由之路”。

　　對于不少日本企業來說，“與中國共創”代表著廣闊的商業前景，要盡快落實到具體行動中。日本對外經濟機構總裁赤星康表示，改革開放之初，日本企業進入中國看中的是龐大市場與廉價勞動力；如今，他們更重視中國的消費市場和創新、創造能力。“我經常到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考察，那里有很多研發中心，如果3個月不到這些地方，你會發現那里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在赤星康看來，第四次工業革命對日本和中國都有很多機會，雙方在應對老齡化社會、普惠金融、教育、移動支付等領域可以互利合作。“‘與中國共創’‘與日本共創’是可以相輔相成的，希望各方可以共同為世界的繁榮穩定找到答案。”（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記者 牛 瑾）